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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世界銀行對中國的兩次考察及影響
2020年02月12日 14:2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文世芳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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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文世芳,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 100080

  關鍵詞:改革開放初期/ 世界銀行/ 經濟考察/ 國際經驗/

  內容提要:國際經驗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開啟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助力。考察和研究改革開放初期的重大決策,需要觀照到對國際經驗的借鑒。其中,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作用不容忽視。世界銀行1980年和1984年對中國的兩次大規模經濟考察,在中國與世界銀行的合作中發揮了奠基和深化作用。第一次考察建議制定全面協調的改革方案,要重視改革的穩健性,充分發揮舊體制的優勢;第二次考察提出要在利用市場提高效益、加強計劃增強掌控、改進政策保證公平等三方面協調發展,對中國改革發展思想影響深遠。

 

  世界銀行在1980年、1984年對中國經濟的兩次考察,對國際經驗主動輸入中國和國際因素影響中國改革決策而言,具有典型意義。一是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性經濟組織之一,世界銀行通過提供貸款和援助,對推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專業的經濟咨詢、調研分析和政策建議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二是這兩次考察是開創性的,在中國與世界銀行的合作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1980年的考察是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進行的第一次整體評估,決定世界銀行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和基本模式。這次考察的報告也是中國第一份整體經濟報告,有利于中國整體把握自己的經濟狀況,為中國與世界銀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礎。1984年的考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政策咨詢考察,使中國更加借重世界銀行的智力資源,促進中國與世界銀行合作進一步深化。1985年以后,世界銀行更加注重就體制改革等重大問題、關鍵領域對中國進行調研,提出政策建議。三是這兩次考察及形成的報告影響深遠,在當時就得到鄧小平等中共高層的高度肯定和贊揚,并在外交場合多次表示贊同考察團的意見,明確贊譽其對中國經濟戰略和經濟計劃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因考察報告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以及后來相關史料公開不足,目前史學界尚未對兩次考察進行專門研究,即使少數親歷者在歷史回顧中偶爾提及,也只是一筆帶過、言之不詳。本文擬根據相關文獻資料,厘清兩次考察的來龍去脈,并以這兩次考察為中心,探析國際經驗特別是重要國際組織的經驗對改革開放的重要作用,以期在世界視野下探求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深化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

  一、1980年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考察

  爭取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幫助,是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選擇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融入世界發展大潮。國際組織以其豐富的人才優勢和國際合作經驗及相對獨立的優勢,在中國和國際社會之間扮演重要的溝通角色。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中共高層就開始醞釀和尋找時機改善和加強與世界銀行的關系。在開放合作的大歷史背景下,1980年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隨即世界銀行來華進行經濟考察。

  (一)中國恢復世界銀行席位為考察奠定基礎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世界銀行就一直向中國拋出橄欖枝。一方面,受意識形態影響,中國認為世界銀行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和利益代表,拒絕成為其會員國。另一方面,在現實問題上,當時中國經濟相對獨立,以既無外債也無內債而自豪,對世界銀行的支持和援助并無十分迫切的需求。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后,政治掛帥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思路漸次退出歷史舞臺。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要成功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走出國內經濟發展的困境,改善廣大民眾生活的水平,都亟須爭取國外資金支持和借鑒國際經驗。因此,隨著思想不斷從“左”的迷霧中解放出來,“洋為中用”等正確思想得到恢復和發展。在中共黨內素以務實著稱的鄧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明確表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①。

  隨著大量領導人出國訪問以及專門派遣的考察代表團回國匯報,中共領導人意識到一個嚴峻現實擺在面前:要實現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設想,資金和技術是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現實的巨大差距面前,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吸收外資發展經濟,逐步在中共領導層達成共識。中國開始對世界銀行這個能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國際性金融機構表現出濃厚興趣。

  1979年,為恢復中國在世界銀行的席位及爭取使用世界銀行貸款,國務院成立由副總理谷牧負責的指導小組。在指導小組領導下,成立以中國銀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為團長的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席位可行性調研團。調研團對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進行了專門考察,了解和研究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打交道的經驗,并借在世界銀行東亞處工作的華僑林重庚回國探親的機會,與其進行座談。鑒于對資金的渴望,調研團最關心的是如何從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獲得軟貸款,討論主要集中在申請軟貸款的條件上。林重庚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申請世界銀行貸款,關鍵步驟是世界銀行要派員對該國進行一次經濟考察。申請軟貸款的資格取決于經濟考察的結果。因此,調研團又與林重庚討論世界銀行經濟考察的程序。②1980年初,調研團向國務院提交關于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法席位的程序和安排的報告。報告經國務院批準后,中國銀行隨即邀請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訪華,磋商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席位的相關事宜。

  1980年4月,麥克納馬拉一行訪問中國。中共高層十分重視此次來訪,鄧小平親自會見麥克納馬拉和隨行的幾位副行長。鄧小平就國際形勢發表很有見地的看法,并借此釋放了中國希望加強與世界銀行合作的強烈意愿:“對我們中國來說,考慮問題歷來不從中國自身利益一個角度考慮,而是從全球戰略來提出問題、考慮問題的。當然,這個考慮是有利于中國的。這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和平環境來發展。我們太窮了,要改變面貌。”③據麥克納馬拉回憶,鄧小平表示,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會快些,更有效率些;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通過與鄧小平的簡短會晤,麥克納馬拉堅信中國不僅把世界銀行當做一個資金來源,而且會充分利用世界銀行席位所帶來的所有機會。④無疑,鄧小平的講話表明兩重意思:中國的發展需要世界銀行的幫助和支持;世界銀行支持中國將有利于世界銀行自身及整個世界的發展。這也就點明了雙方的契合點和合作意愿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就在當年5月,中國順利加入世界銀行,標志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社會,在對外開放和與世界經濟接軌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中國加強與世界銀行合作,引起國外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對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態度的轉變,出于中共維護自身的合法性,“由于毛澤東晚年造成的經濟和政治混亂,毛之后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面臨合法性危機。因此,鄧小平認為中國需要盡快實現經濟現代化。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需要從自給自足的斯大林主義經濟轉變為更加依賴出口的獨立性經濟,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技術和專家”⑤。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中國確實存在也并不否認通過與世界銀行合作獲得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動機和目的,但將合作動力完全歸結于維護合法性則有失偏頗。中國對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態度轉變,是客觀現實的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歸途。經歷幾十年相對封閉的發展狀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出現拐點,歷史合力推動中國改善與世界尤其是國際組織和西方國家的關系,從而借助各方面力量開辟新的發展道路。主觀上,這也是中共適應時代發展要求,探求新發展道路的現實選擇。

  (二)考察的基本情況

  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后,中國申請貸款和援助要獲得通過,還必須由世界銀行進行經濟考察并作出贊同決定。雙方很快達成協定,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銀行組織經濟考察團對中國進行正式考察。世界銀行考察團由一批具有各種知識背景和豐富考察經驗的經濟專家組成。這既是世界銀行對中國業務的高度重視,也是麥克納馬拉對自己承諾的踐行。鄧小平在4月會見麥克納馬拉時曾指出:“我們很窮,我們同世界失去了聯系。我們需要世行幫我們趕上去。”麥克納馬拉當即承諾派出世界銀行最杰出的人才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⑥從另一個角度看,對一個長期保持神秘的社會主義大國進行大規模實地考察,對任何國際組織和專家來說,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為盡可能多地了解中國情況,使考察更具成效,考察團做了充分準備。考察團委托長期從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研究的學者或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如米爾·布魯斯等撰寫有關中國經濟背景的文章。考察團還在出訪中國前和這些專家進行了深入討論。

  中國方面對與世界銀行首次親密接觸高度重視,十分珍惜和國際社會溝通學習的機會,相關部門有計劃地組織了接待和配合。財政部負責協調安排考察團的全部活動,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農業部、交通部和鐵道部、教育部、國家經委、電力部和煤炭部,分別負責和考察團所對應的綜合經濟組、農業組、交通組、教育組、工業組、能源組的聯系和協調。為了加強世界銀行專家和中國專家的交流溝通,使考察更加深入且符合中國實際,除了負責聯系部門的工作人員密切配合和協助考察團外,中國還派出經濟專家到各小組和世界銀行專家一起工作和考察。⑦當時,中國的經濟統計水平和信息公開程度很低,很多信息被視為國家機密。但要使考察成功開展,就必須打破原有觀念,提供相關資料。只有這樣,考察團起草的經濟報告才能準確反映中國經濟狀況,作出對中國有參考價值的判斷。這個問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才得以解決。⑧可見,這次考察是國外組織對中國經濟的大規模整體考察,牽涉范圍甚廣,沒有中共高層的協調支持是無法進行的。

  在兩個月的時間里,世界銀行考察團盡可能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廣泛調查考察。考察團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和福建、甘肅、廣東、新疆、浙江等17個省、自治區。這些地方涵蓋經濟發展層次不同的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貧困地區以及少數民族地區,考察范圍和對象兼顧廣泛性和代表性。經過兩個月的考察和考察后的反復討論,世界銀行考察團最終提交了一個主報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及八個附件。⑨

  從整個考察情況看,世界銀行因具有豐富的國際考察經驗和龐大的專家隊伍,對中國的考察是專業而細致的。特別是他們不僅倚重自己的專家團隊,而且重視長期從事本國經濟研究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意見和建議,善于取得中國經濟部門和經濟領域官員的支持和配合。這使考察團的考察報告具有更高權威性和參考價值,也有助于中共高層和中國政府接受報告內容,從而對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三)理論分析和建議

  世界銀行考察團的報告,主要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作出評判,并重點分析“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經濟調整和改革取得的新成績和遭遇的新問題,在此基礎上探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未來。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分析方法,看似過于套路化。但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獨特性、相關統計資料不完備以及當時外界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陌生感和隔膜感,要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預判,最現實的辦法也只能從歷史和政策上展開分析,而不能靠某一種或某幾種經濟模式或公式進行簡單套用。同時,對于轉折時期的中國而言,要開辟新的發展道路,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后探索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是必須邁過的一道坎。對于如何看待歷史問題,在1980年的中共黨內和中國國內有著不同的聲音。世界銀行從歷史問題入手,可謂找到了當時中國改革發展的焦點問題,也找到了和中共高層的契合點。

  1.關于中國的基本經濟情況

  考察團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很明確,即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特別是奠定堅實的重工業基礎;另一方面要消滅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這個戰略目標受到人均耕地面積不足、與國際社會高度隔離兩個因素限制,從而加劇了實現工業化和消滅貧困兩個目標之間的矛盾。土地稀少和國際貿易機會有限,使得窮人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業收益有限。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中國采取的辦法是通過發展農業和提供基本社會服務來減低貧困程度,通過大量投入由中央調動的資源來發展工業化。但這兩個途徑互相沖突,通過農業積累來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勢必壓縮農業投入和農產品消費。兩個途徑之間關系的緊張,導致中國經濟政策嚴重不穩定。因此,關于政治標準在經濟決策中的作用以及中央集權程度的爭論一直不斷。1957年以前,經濟標準占據支配地位,中央集權逐步加強。“大躍進”則企圖通過政治意志和地方積極性來盡量加速經濟發展,但其失敗導致中共恢復經濟計劃和再一次集中化,這種狀態不久又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壞。“文化大革命”強調平均主義,純化思想意識而犧牲經濟效能。“文化大革命”后的幾年,經濟標準重新占據支配地位。關鍵的是,這次恢復計劃經濟制度和體制改革相結合進行。

  考察團充分闡釋了新中國經濟30年的曲折和劇烈波動,探尋其發生的深刻原因,實事求是地肯定中國在工業化和消滅貧窮兩個目標上取得巨大進展,指出受益于制度在調動積累方面非常有效(以1970年價格計算,1957年至1979年的邊際積累率超過40%),在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國內積累的情況下保持異常高的投資額,中國的工業化進展很快,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占到40%,和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雖然貧困問題在一些地區持續存在,但中國的貧富懸殊不大。平均消費水平增長緩慢,但過去30年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取得最顯著成就,中國低收入群體的狀況比大多數其他窮國同類人要好得多,教育、醫療和平均壽命方面都有不俗表現。

  考察團從目標分析入手,認為中國要快速實現國家強大(主要是工業化)和人民幸福(主要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受制于資源和積累并缺少外在助力,只能內部挖潛。內部挖潛有兩個途徑:一是減少消費,二是促進生產。前一個途徑存在“程度”的問題,如果消費比例過低,必定損害人民生活;后一個途徑存在“速度”的問題,如果強調“速度”過快,在經濟基礎和科技實力不變的情況下,容易違背客觀規律。快速實現工業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不好,就導致經濟大波動。考察團的這種分析模式,雖然忽略了歷史、國際、文化等其他復雜因素,但充分呈現了一個落后、封閉且人口眾多的農業國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從今天的現實回看1980年考察團的報告分析,就不難看出這些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也可以看出這種分析為考察的成功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這種分析模式,1980年的中國,制約發展的兩大問題已經解決或者基本解決,即有了30年建設的積累和實行開放政策以利于尋求外在助力,因此也就有條件和必要進一步討論如何使改革走向成功。如果考察團不從客觀歷史條件出發,不從深層次原因進行闡釋,而將中國發展問題簡單歸因于政策失誤,或者將問題政治化,歸結為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那么考察就將失去其歷史價值甚至順利進行的可能。

  2.關于1977年以后的經濟調整和改革

  1977年至198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思想爭論激烈的階段,在改革取向、規模、步驟和進程等方面都有著尖銳的意見紛爭。考察團認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不可能繼續依靠政治動員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地要靠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益。雖然調整和改革的確切形式和方向面臨各種對立意見和壓力,但是中國輿論普遍認為需要改變現狀。因此,改革必須進行下去,但是面臨一個艱難的過渡時期,“一個國家既然已經花了30年的時間采用特殊的手段以求達到特定的目標,那么要走另一條不僅對中國來說是新的而且對其他國家來說也只有少數國家取得成功的道路,就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⑩。

  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在1977年到1980年引起爭論。考察團認為,之所以有這種爭論,是因為一方面傳統體制在調動人力、物力、資源和減輕嚴重貧窮方面成績顯著,另一方面在投入轉換為產出、協調供求關系等方面效率低下。因此,剛開始中國采取的改革措施并未從根本上觸動體制,采取的是允許國營企業保留10%的利潤、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城鎮個人和集體經濟發展等針對中國經濟管理體制主要弱點的小變革。這些顯然還不能達到改革的目的,未來必須慎重考慮價格體系、投資決策、對外貿易、勞動力分配和遷移等四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對于因改革使價格逐步放開,引起通貨膨脹的問題,考察團否定了進一步下放大多數商品定價權以及恢復原來的體制,通過行政手段調整價格兩種極端方法,認為無論用什么方法進行價格改革都必須逐步進行,因為它對其他改革的成敗至關重要。最好的辦法是解除管制和結合行政手段的混合變革辦法。

  對于投資應主要讓企業根據市場規則調配,還是由國家計劃支配,在當時爭議很大。考察團認為,擴大企業自主權后,企業相應地獲得一定的投資決策權,但靠企業留成利潤作為投資的主要來源缺點明顯,難以滿足社會效益需求。在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國家的集中投資,關鍵是要做好中期計劃。

  關于人事制度和戶籍制度,當時是比較敏感的問題。考察團認為,必須承認舊體制使中國最寶貴的勞動力資源使用效率不高,因此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在不同單位之間自由轉移的做法應該廣泛推廣。但是,勞動力分配制度和限制人口遷移的制度,能減少失業,維護社會穩定。所以,任何變動都應是逐漸、有選擇和謹慎地進行。考察團還認為外貿體制變革有助于從進出口迅速增長中獲益。因此,應該簡化行政手續,改革分配程序,讓產銷見面。

  改革初期的大規模引進、下放權力、大項目盲目上馬等加劇了中國經濟不平衡,引起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等問題,因此也引起改革與調整、計劃與市場等不同思想的交鋒。考察團指出,經濟改革確實使宏觀經濟調整更加困難:一方面,因為價格控制放松,使得通貨膨脹難于抑制;另一方面,因為授予企業和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和資金,難以實現削減投資和改變投資方向。政府已采取的對策是重新加強中央對投資、財政和物價的控制。但實際上,改革和調整之間的矛盾是因為改革了部分經濟體制,而沒有相應地解決其他方面的弊端引起的。所以,對于解決這些問題的最恰當對策,是要制定一個全面協調的改革方案。這個方案可能只是適度的過渡的改革計劃,不一定迅速實行,但各種改革應該步調一致、有序進行。考察團還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中國將來的經濟改革并非簡單地犧牲計劃來擴大市場作用。如果不對宏觀經濟可變因素和重大投資進行有效計劃的話,會失掉預期可從改革中得到的好處。因此,最根本的是要制定從中期到長期的經濟計劃。在克服當前困難時,若沒有長遠眼光,不預計到將來會碰到的障礙,則會造成在向長期目標前進時速度緩慢和彷徨不定。

  考察團沒有回避中國改革中的爭議或敏感問題,并提出獨特見解。關于計劃體制的優劣及如何看待計劃經濟體制、價格改革的重要性及應采取慎重態度、城鄉二元體制優點及弊端等方面提出的意見,應該說其預見性得到此后實踐發展的印證。比如,80年代末價格闖關失敗和帶來的嚴重影響,證明價格改革要慎重的意見是頗具遠見卓識的。戶籍制度雖然受到社會各界尖銳批評但改革依然謹慎,從考察團的意見中或許也能找到一些歷史的合理性。

  3.關于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

  通過一系列分析,考察團得出結論,今后10年,中國政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將受到一系列互相牽制因素的限制,但是在許多方面前景是好的。總體而言,80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將會是一個困難的時期。中國的發展途徑也會受到多方面限制,但是政府在兩個方面有回旋余地:一是對當前消費和未來消費的分配比例進行選擇;二是通過更好的政策和計劃、體制改革、利用各種機會開展對外貿易、借用外資和技術轉讓來提高效率特別是提高能源、原材料和資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如能把人民的才智、努力和紀律這一巨大財富同提高各種資源使用效率的一系列政策結合起來,中國就將能在大約一代人的時間里,大大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八個專題考察附件外,主考察報告就有129條,在此要詳細評述考察團的觀點及論證并不現實,但整體而言,世界銀行考察團的建議是務實而著眼長遠的。其中,三條建議影響深遠:一是強調改革的整體推進,建議制定全面協調的改革方案,確保改革方向不變;二是重視改革的穩健性,在涉及就業、價格等問題上強調審慎的態度,以防因政治和社會穩定因素影響改革總體進程;三是一再強調要重視舊體制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舊體制的優勢,加強國家對改革進程的掌控。這三條建議對正努力開辟新發展道路的中共高層而言,很有現實針對性和借鑒啟發意義。當時中國正面臨這些問題,需要作出關鍵抉擇。當然,世界銀行考察報告并不能單一地發揮作用,但它與其他經驗和建議一起,結合中國正在進行的實踐,就能發揮出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比如,中國需要制定全面協調的改革方案,確保改革大方向不變,也是布魯斯等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從東歐經濟體制改革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當然中國在改革實踐中也愈發發現改革不配套所帶來的弊端。正是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不斷作出改革規劃、設計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這些經驗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進一步得到總結升華,有些已成為重要的改革經驗和智慧,比如將強調改革的穩健性提升為強調經濟體制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二、1984年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考察

  世界銀行和中國成功開啟合作后,1984年第二次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考察,就中國到2000年的遠景規劃和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這次考察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出現重大進展的關鍵時期進行的,也是中共高層為更好推進改革而主動邀請的,為中國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而進行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借鑒。

  (一)雙方的成功合作為第二次考察奠定基礎

  從1980年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到1983年,世界銀行與中國進行了廣泛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世界銀行不僅向中國提供了近10億美元貸款和援助,而且在提供咨詢、培訓人員、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給予中國很大幫助,為第二次考察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在1980年對中國進行第一次考察后,世界銀行通過援助項目等途徑對中國做了進一步研究,還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合作,集中對企業發展和體制改革進行調查研究,形成不少富有影響的成果(11)。其中,1982年7月8日至29日,世界銀行組織以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錫克、林重庚等七人組成的經濟體制考察團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和考察活動,影響最大。7月11日至16日,國家體改委以中國物價學會的名義,在杭州莫干山召開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12)。世界銀行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介紹了蘇聯、東歐價格改革和經濟體制的情況,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看法。會議對中國是選擇激進改革還是漸進改革展開了熱烈討論。最后與會者一致認識到,中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進行審慎而漸進式的改革。8月10日,薛暮橋等人將《關于布魯斯為首的經濟體制考察團來訪情況的報告》上報薄一波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等高層。8月15日、25日,薄一波、萬里先后作出批示。薄一波批示:“季立同志:我看了一遍,覺得整理得非常好,問題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國實際情況,充分介紹了蘇聯、東歐國家體改經驗,可資對照研究。問題就在于更進一步總結我國體制改革的經驗,并能提出較佳方案。”萬里批示:“請轉告廖季立同志,此件我看了很有參考價值,請發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各同志,并發勞動人事部參閱。”(13)“審慎而漸進式的改革”的建議意義非凡,后來這個改革路徑被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性因素之一(14)。

  雖然在1982年、1983年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爭論激烈,經濟體制改革一度歷經曲折。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難以抑制地朝前發展,改革力量不斷積聚。實踐發展給體制改革施加了壓力,也提供了動力。在不同發展思想相持的時刻,中國更加迫切地需要世界銀行提供智力和思想資源以及國際經驗借鑒。

  1983年5月底,時任世界銀行行長克勞森(15)訪華,中共高層不僅高度贊揚了第一次考察對中國產生的重要影響,而且主動邀請世界銀行對中國進行第二次考察。5月25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見克勞森時明確表示:“世界銀行的貸款和有關中國經濟的調查報告對我們的發展是有益的。報告中的許多觀點,我們是贊同的。”(16)26日,鄧小平會見克勞森時指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在本世紀末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建成一個小康社會,這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將是一個重要貢獻。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作出艱苦的努力。我們要有正確的經濟政策,不光是國內政策,還有對外開放政策。要爭取國際上的幫助,其中包括世界銀行的幫助,這是很重要的。世界銀行可以在資金、技術和經濟管理方面給予幫助。”鄧小平明確提出,希望世界銀行對中國給予幫助不限于資金,還包括技術和經濟管理。當天,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會見克勞森時提出:“世界銀行在向中國提供貸款和咨詢、為中國培訓人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合作項目效果也很好。歡迎世界銀行準備再次對中國的經濟情況進行考察并寫出第二個調查報告。在這方面,中國的有關部門將給予大力支持”,“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經濟提供資金很重要,但是為它們培訓人才,對它們的經濟政策提供咨詢也相當重要”。(17)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直接提出了第二次考察的議題以及世界銀行政策咨詢的重要意義。對于這段歷史和合作背景,克勞森表示:“本報告總結的這項研究,最初的設想可以追溯到1983年我訪問中國的時候。在北京,我有機會同鄧小平主任和趙紫陽總理會晤。在同他們以及其他卓越的中國領導人進行的討論中,我對中國政府在國家發展方面的看法以及長期目標,獲得了更多的了解。我們曾談到要把中國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2000年提高到800美元的全國性目標;我們也曾探討中國的令人振奮的前景,以及在改革和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性問題。在北京的討論中,我們贊同由世界銀行就中國在未來20年中所可能面臨的有關發展的若干關鍵性問題進行一項研究。這一研究尤其要參照國際經驗,對于處理這些問題的某些可供選擇的方案加以分析。”(18)

  (二)考察的基本情況

  第一次考察的成功經驗和此后廣泛的合作,使1984年世界銀行組織經濟考察駕輕就熟。他們依然派出強大的研究團隊,很多專家是第一次考察的重要成員。第二次考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4年二三月間考察了四周,第二個階段是四五月間考察了五周。與第一次撒網式考察20余個省市區不一樣,這次考察選擇有代表性的省市做詳細調研。除北京外,只考察了三個省份:收入較高的沿海省份江蘇、收入中等的內陸省份湖北以及收入較低的西北省份甘肅。

  因為有第一次考察合作的成功經驗以及中共高層的高度重視,各相關中央部門、機構以及四省市官員和經濟界人士向考察團提供了大量資料、意見和建議。這些單位主要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財政部、農牧漁業部、煤炭部、交通部、教育部、對外貿易部、勞動人事部、石油工業部、鐵道部、城鄉建設和環境保護部、水利電力部、國家統計局以及一些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還組織了一系列研討會。

  與第一次考察一樣,為確保考察的科學性和權威性,考察團充分征求經濟學家的意見,米爾·布魯斯、羅伯特·德來斯代爾等人或提出寶貴意見,或參加背景材料和附件撰寫。為在有限的時間內使考察更加切實可行和少走彎路,考察團組織專家撰寫《農村非農業發展問題:亞洲地區的經驗和中國的前景》《城市化問題:國際經驗和中國的前景》等九篇背景文章作為參考材料。考察團考察的最終成果為一個主報告和六個附件。(19)

  從整體來看,1984年的考察相對于1980年而言,在考察程序上基本一致,但根據考察目的和內容的變化,在考察方式和考察對象上進行了調整。最大的特點是第二次考察的合作基礎更好。嘗到了第一次考察的“甜頭”,又經歷四年改革開放洗禮,參與考察的中方工作人員思想更加開放,少了1980年的疑慮和拘謹。對于世界銀行而言,有了更多與中國合作的經驗,相關專家此前已對中國經濟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重點考察,并和中國學術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的建議針對性和現實感更強,已不再停留于歷史評價層面。

  (三)理論分析和建議

  1984年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從中國經濟目標出發,圍繞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及實現目標需要注意和把握的問題進行考察,并就此撰寫考察報告。中國的最終經濟目標是趕上發達國家,同時維護社會主義制度,使廣大人民分享繁榮富強的果實。具體目標是在1980年至2000年間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均國民收入從300美元左右增加到800美元。考察團指出,要達到這一目標,無論在發展戰略上還是體制改革上都要掌握好方向。考察團主要從經濟增長格局、經濟管理、社會問題和政策等方面,就中國長期發展問題和對策作出闡述。

  1.關于經濟增長格局

  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中國要在2050年趕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必須每年遞增至少5.5%甚至6.5%。這種高速度、長時間的增長世所罕見,成功的范例很少。考察團經過深入考察和數量模型測算認為,中國過去的發展速度令人鼓舞,1979年至1984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年增長率高達6.8%。如果能合理提高能源和材料使用率,到2000年人口能保持在計劃目標的12億左右,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和人均收入增長的目標可以實現,但要求投資占國民收入的30%。

  實現如此宏大的國民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增加目標,將出現怎樣的經濟增長點和經濟增長格局,是一個核心問題。考察團強調,損害其他部門來發展工業不會帶來迅速和有效率的經濟增長,需要采取進一步措施支持農業,尤其不應忽視基礎設施和服務業。與重工業、農業相比,中國的輕工業尤其是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小,發展空間非常大。因此,考察團著重強調發展服務部門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問題,認為其不僅是主要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有利于體制改革、吸收新的勞動力、降低農業人口比重。關鍵是如果更強調發展服務業和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則只要使投資率達到26%就能實現經濟目標。降低投資率而不影響實現經濟目標,這正是中國夢寐以求而又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這個意見無疑提供了一個令人豁然開朗的新的發展思路。

  農業問題關系人民群眾生存發展和國家穩定,中國歷來重視糧食生產。考察團認為,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使中國人均熱量消費和蛋白質消費量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動物產品在飲食中所占比重還處于低收入國家水平,應當更加重視增加家禽生產。要增加家禽生產,發展畜牧業,就必須有充足的糧食飼料和蛋白質飼料,這要求對農作物格局進行調整。對于工業發展,考察團強調專業化和城市化問題。長期強調自給自足,追求門類齊全的發展思路,造成中國工業專業化進展緩慢,因而必須打破地方貿易壁壘,緩和地方經濟布局和全國經濟布局之間的矛盾。在工業布局方面,考察團的意見是,應該根據自身特點建立在不同的地區,形成分工不一的專業化城市,比如鋼鐵等重工業和農業加工業應建立在靠近原材料地區,因此需要發展大型城市和小型城市,也需要發展向農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小城鎮。

  經濟增長格局的改變,必須充分考慮兩個關鍵性制約因素,即能源和運輸。世界經濟發展證明,能源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交通運輸是保證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考察團指出,中國的單位產出能源消耗高,節能潛力大。要實現工農業產值翻兩番,能源增長至少要翻一番,在石油勘探和開采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擔子將落在煤炭上。由于中國煤炭資源豐富,增產所需要的煤炭是可以做到的。更困難的課題是解決煤炭的運輸和干凈而有效率地使用煤炭的問題。考察團認為,隨著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國對運輸投資的構成和組織管理必須作較大變革。如工農業專業化發展,需要增加中短途運輸,而這種運輸以公路為宜,因此需要作出使公路運輸發揮更大作用的戰略規劃;要用柴油機車和電氣機車取代蒸汽機車并鋪設若干關鍵新干線提高鐵路運輸效率;水運能力也應該進一步提高。

  在開放型經濟中,對外貿易和資金將愈發重要,因為出口額已經提高到占中國國民收入的9%至10%。考察團認為,今后20年內,中國需要改變出口制成品的構成,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增長將變得緩慢,要擴大機械產品和金屬產品出口。中國政府對從國外借款采取謹慎方針是穩妥的,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是明智的。因為與其說讓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是引進外資或先進技術,不如說是為了讓現代管理技術起示范作用,起到激發競爭的效果。

  考察團根據目標模式,將中國主要經濟增長點放在加強第三產業和提高經濟效率,是一種著眼長遠的發展思路。第三產業和經濟效率問題,既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也能兼顧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現代經濟的發展方向。從主要增長點出發,考察團對三大產業結構的布局及各產業發展方向的意見,對能源、交通、外貿等領域的具體政策建議,既觀照到世界發展趨勢,也照顧到中國國情和優勢,對后來的“要致富,先修路”以及出口轉型升級等經濟發展政策有著直接影響。

  2.關于經濟管理

  改革初期,中國曾一味強調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但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的管理機制下產生截然不同效率的現實,讓管理部門逐步認識到管理是一門重要的科學。同時,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還面臨外匯短缺的障礙,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則相對經濟而實用,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學習借鑒西方管理經驗一時成為改革熱點。對此,考察團的認識更加深刻,強調指出,中國到2000年在中等收入范圍內將上升到什么高度,最重要、最關鍵的就在于經濟管理是否卓有成效。

  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難題主要在國有部門。非國有企業因為追逐利潤的動力,會自發采用合適手段提高效率。如何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考察團重點分析了提高國有企業效率的問題,在對現有各種管理制度分析利弊的基礎上,開出了新的“藥方”。這個“藥方”即使在今天看來,對國企改革也依然不乏新意。考察團認為,企業要提高效率,必須有改進經營工作的動力、一定的經營自由、經濟上合理的價格和競爭。但是,建立獨立的、有適當動力的企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改革最困難、最根本的方面。世界經驗表明,將國有企業交給職工直接控制,容易導致工資與職工福利過多而不太關心盈利和服務;由管理人員控制企業,也容易導致職工福利增多而經濟效益增加少;資本主義國家常用的將企業的戰略決策權交給董事會的做法,則要求董事會成員與企業利潤密切相關,但是國有企業屬于國家和全民所有,董事會成員無論是來自中央還是地方,都很難與利潤掛鉤。因此,考察團提出一個全新的方案:“把每一家企業的所有權分散給幾個不同的機構,這些機構都以不同形式代表全民,但是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企業的利潤而不是直接關心企業的產量、采購和用人。(這些機構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外,還可以包括銀行、養老金組織和保險公司)建立這種社會主義合股所有制,開始時可以采取適當分散現有國有企業自有資本的辦法。隨著籌集投資資金方式的多樣化,各方面的國家機構都可以購置現有和新建企業的股份,這種社會主義合股所有制可以得到進一步加強。”(20)股份制后來成為中國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是應該指出,考察團提出的“社會主義合股所有制”并非私有化,而是各種機構、利益相關者的制衡,著眼防范和彌補股份制可能削弱國有企業和弱化國家控制力的弊端。

  一個社會要充滿活力,必須有濃厚的競爭氛圍。企業間的競爭對經濟的高效增長有關鍵意義。考察團認為,中國在加強企業之間競爭方面還需邁出更大步伐,可以通過取消年度生產計劃和物資分配制度、取消國內貿易的行政限制、允許新生產者進入某些市場、讓更多行業允許個體和集體企業從事經營活動、鼓勵淘汰陳舊過時的工藝和產品等方式,進一步營造競爭氛圍,不能補貼或保護落后技術而損害優勝劣汰原則。合理的價格制度是讓企業良性競爭和社會具有活力的重要方面,但價格的波動又容易引起社會不穩定,因此解除價格控制必須堅定、逐步地進行。解除價格控制可以與逐漸取消年度生產計劃和物資分配計劃同步進行。但在某些領域的價格改革步驟可以快一點:一是通過行政決定或者市場決定,對大多數種類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大幅度提價,以達到節約能源和資源的目的;二是因為農民獲得了生產自主權,容易導致盲目性,應該允許農產品價格隨供求關系靈活調整以避免某些產品過剩或短缺;三是規定嚴格的出廠和零售價格之間的差價;四是影響經濟活動布局的某些價格應該靈活波動,使得資源朝著預期方向集中。人才的自由流動,也是促進社會活力的重要內容。考察團指出,高度熟練勞動力的短缺會影響中國今后20年的發展。為了減少這種風險,應考慮采取措施把現有高度熟練勞動力分配到最合適崗位,并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因此,要允許選擇工作的自由和更靈活的工資制度,允許單位自由地、有競爭地招聘和解雇人員。

  根據改革實踐,下放投資決策權可以促使管理人員把大膽革新思想同詳盡分析、仔細核算和避免浪費等結合起來,好處很多,但是又存在企業作出經濟價值不高的投資并忽視對國民經濟更有益的投資的嚴重弊端。對此,考察團認為,在企業動力、競爭和價格方面的改革可以克服這些問題。考察團雖然主張擴大企業自主權和進一步下放投資決策權,但是一再強調國家對投資的主導作用,要加強和改進而不是削弱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應根據變化了的體制,一方面熟練掌握、充分利用信貸、稅收、價格等間接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改進計劃工作,通過使用計量模型、計算機、培訓計劃工作人員來加強計劃的科學性。

  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嚴峻弊端就是管理僵化、效率過低,重點是國有企業。考察團抓住這個關鍵問題和關鍵環節,進行政策設計和新管理制度探索,提出很多啟發性建議,對中國是極為有益的。考察團強調改革的政府主導性,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這也是后來中國改革的重要特征。

  3.關于社會問題和政策

  考察團認為,中國過去在減輕貧困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土地政策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相當普遍地享受到基本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保證必要的食物攝取量,由此提出一個問題,“過去收到積極效果的政策和機制,是否還能用來實現一個中等收入的中國的社會目標?這些政策和機制是否能適應經濟管理體制上出現的變化?”考察團給出的結論為:“在某種程度上,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是’。”(21)同時也指出,因為經濟改革和技術活力增強,收入差距很可能擴大,而對價格、工資和就業制度實行經濟上有益的改革后,必須對社會政策和機制做出改變和革新。

  效益和公平永遠是一對矛盾。考察團認為,為了提高效益,最好不要試圖掩蓋經濟上所必需的收入差距,但是可以采用累進所得稅制和對奢侈品征收高額間接稅等辦法緩和矛盾,防止收入差距過大。最根本的是,革新社會保障制度,制定一項適合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有效的、經濟上負擔得起的、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制度。考察團指出,老齡化和農村扶貧要引起格外關注。中國通過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出生率取得巨大成功,但長期把生育率降到遠低于“更替水平”也是不可取的,會加速老齡化、引起勞動力稀缺等問題。到21世紀,老年人比重增加將成為中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應該在疾病預防、醫療以及保險和資金籌措等方面制定戰略方針。為了減少農村的貧困,應該采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對貧困地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一套相輔相成的措施予以扶持。

  考察團強調要保持和發揚原有體制在維護社會公平、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公平教育等方面的傳統優勢,以及要預計和及早預防老齡化問題,是很有前瞻眼光的,今天中國遇到的老齡化問題和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對農村扶貧的建議與當前的精準扶貧也有很大相通之處。

  4.考察結論和政策建議

  通過各種模型、數據的計算、評估和預測,考察團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經濟前景將取決于能否成功地調動和有效地使用一切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這又主要取決于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能否成功。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成功,要求在三方面協調發展:一是更多利用市場調節來鼓勵革新和提高效率;二是加強計劃工作,間接和直接經濟控制相結合;三是改進和推廣社會組織機構和政策,以便在市場調節和間接控制可能引起更大不平均和不穩定的情況下保持公平分配,從而維護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三個方面要取得正確的平衡很困難,很多國家改革失敗也正是沒能處理好這些關系。因此,中國在克服現有體制弱點的過程中,必須防止喪失現有體制的力量,尤其是調動資源和援助貧困者的能力。這并不會阻止中國向前邁進。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要循序漸進,每走一步都要進行試驗和評估。東歐國家的經驗表明,要穩步前進,盡量在實行市場調節時避免采取判斷不當的步驟,以免后來又收回成命或進行行政干預,造成不必要的人心浮動。但是,改革的步驟和速度也不一定是很小很慢的。盡管存在造成失誤的較大風險,同時實行一整套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也許仍不失為最好的辦法。

  世界銀行1984年的考察是一種目標管理模式,即根據目標預測各種變量,提出針對性措施。這種方式能給中國經濟計劃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定提供直接借鑒。在第一次考察報告的基礎上,考察團再次提出必須防止喪失現有體制的力量;改革要循序漸進,避免冒進政策引起社會問題而損害改革整體進程;要有一整套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報告尤其提出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在利用市場提高效益、加強計劃增強掌控、改進政策保證公平等三方面協調發展,意義深遠。從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來看,這些原則性意見基本把準了改革的問題和實質,符合改革的需要。用現實來映照歷史,從今天來看考察團的報告可見,當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正是在這些原則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如何在計劃、市場和公平之間尋求平衡,依然是當前改革的重大課題。考察報告在這些方面至今還能給人以深刻啟發。

  三、世界銀行兩次考察對中國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剛從經濟混亂和封閉狀態中走出來,經濟基礎差、技術落后、資金匱乏、信息閉塞是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主要難題。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考察,“除滿足了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的工作需要,也算破天荒首次由一個國際經濟學家團隊對中國的經濟情況進行透徹分析。依我看來,這標志著中國在對外經濟思想開放和吸取國際發展經驗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22)。它使中國不僅獲得援助貸款項目,彌補建設和發展資金缺口,而且吸收了國際上先進的發展理念、知識、經驗和技術,鍛煉培養了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工作人才,樹立了中國改革開放新形象。

  (一)為中國獲取世界銀行貸款和援助奠定基礎

  以考察團與中方合作撰寫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報告為依據,世界銀行認為,在規劃、設計和實施大項目方面,中國的技術能力強于其他許多借款國,政府部門也愿意學習有助于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項目管理方法,中國缺少的是創新能力、成本效益分析、現代化會計準則和管理技術,據此確認中國有資格獲得硬貸款和軟貸款。正因為有了考察報告的正面評價,1981年中國就獲得了第一筆2億美元的貸款,1984年獲得10億多美元的貸款。

  兩次考察的良好合作為中國和世界銀行長期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礎。90年代初,世界銀行貸款資金是中國引進外資的主要渠道之一。從1993年開始,中國連續五年成為世界銀行年度最大貸款國,每年貸款額將近30億美元,有些年份從世界銀行獲得的貸款額甚至相當于當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的50%以上。在截至2010年的30年里,中國引進世界銀行貸款承諾額累計超過478億美元,貸款規模在世界銀行成員國中位居前列,支持建設了326個項目,幾乎覆蓋中國所有省區市。(23)

  從投資結構上看,世界銀行貸款主要用于能源、交通等中國國民經濟瓶頸部門,而這些部門和領域恰恰是私人資本不愿進入或者不適宜大規模進入的。世界銀行不僅是直接資金提供者,還是基礎性和戰略性資金的重要支持者,并發揮了引導私人資本投向的作用,有助于中國吸引外資流向投資長、收益慢的領域。

  (二)為中國改革發展提供重要參考和借鑒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高層十分注重外部經驗的借鑒學習。世界銀行兩次考察的報告是中共高層重要的參考資料,在一些重大決策上注重從報告中吸取經驗和智慧。

  對于世界銀行第一次考察報告,主抓對外開放的副總理谷牧就反復研讀。在1980年12月的全國第二次進出口工作會議上,谷牧在開幕式上講話指出:“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在中國調查后,寫了一個考察報告,準備在征求我們意見后正式提出。我花了兩個晚上仔細看了這份考察報告的摘要。他們對我們的計劃、財政、工農業生產、銀行、進出口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提出了意見。當然,關于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們搞不清楚,有些莫名其妙的說法,我們提了修改意見。他們接受了。但是關于經濟問題,他們有許多見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他一一列舉世界銀行報告對中國外貿工作的意見后指出:“他們的意見很有參考價值。”他特別贊同世界銀行將對外貿易看作是80年代中國經濟“兩個有回旋余地”的問題之一,認為應該利用國際上的有利形勢,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好的“回旋余地”,并對世界銀行提出的中國要解決外匯短缺問題,使商品進入國際市場,應當把發展工業制成品出口放在優先地位的觀點進行了闡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認為,谷牧這個講話和相關看法“很好”,并為此作了很長一段批示。(24)

  世界銀行撰寫好第二次經濟考察報告后,專門組織討論團赴華,同中國相關部門負責人和專家學者溝通、討論,力圖使觀點更加準確、成熟。1985年3月7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會見了討論團,表示:“這兩份報告是好的文件,對我國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將會起到借鑒作用。”(25)10月13日,他又在會見世界銀行代表團時再次表示:“世界銀行的朋友們對中國的經濟情況進行了考察,先后寫過兩個調查報告,對我們很有參考價值。”(26)他在外交場合反復強調兩個考察報告的重要作用,說明報告確實給中共高層留下深刻印象。在實際工作中,他也重視對世界銀行建議的吸收運用,比如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世界銀行最近關于中國經濟的考察報告也說,在中國,大量地不斷地采用‘不顯眼的’技術,比采用非常先進的技術更重要;縮短同一行業中先進工廠和落后工廠在技術上的差距,比興建少數最先進的工廠更重要。我認為,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量大面廣的企業的情況的。”(27)據此,他提出在引進適用技術和最新技術之間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原則。

  中共高層除親自學習借鑒世界銀行的考察報告外,還組織重要的政策決策者和智囊,對世界銀行考察報告進行認真研究,力圖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將國際上成功的經驗運用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實踐當中。《人民日報》不僅詳細闡述了考察報告的主要觀點,在全社會予以廣泛宣介,而且披露“中國有關部門正在認真研究這份報告及有關材料”(28)。

  關于兩次考察及考察報告所產生的影響,世界銀行及國外研究者作了較高評估。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也指出,雙方合作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讓中國政府對其研究報告的全面描述感到很驚奇,也是第一次認識到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雙方合作的第二個分析調研項目的影響更大,甚至影響到當時五年計劃的部分政策。國外學者認為,中國的官員們被世界銀行在第一份經濟報告中所描繪的發展藍圖所打動,也驚訝于所面臨的問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布魯金斯學會在《世界銀行史》中指出,這份報告“成為中國高官的入門讀物,對世界銀行在中國建立良好聲譽有很大幫助”。第二份報告產生了更加巨大的影響。中國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在閱讀完后,指示國家體改委著手準備一份包含該報告一些主要建議的新的“五年計劃”。(29)

  (三)對中國思想理論界形成沖擊和啟發

  1980年世界銀行考察團的考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際金融組織第一次對中國經濟進行的大規模考察,分析了新中國30年經濟建設的成績和問題,并指出解決問題的途徑。1984年的考察報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且根據對各國經驗的比較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可選方案。因而,這兩個報告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他們認真閱讀和討論兩次考察的主報告和附件,從中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分析工具和國際發展經驗,并在廣泛討論中逐漸認識到西方經濟學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學性和某些方面的相對優勢。比如,世界銀行在1980年和1984年的考察報告中,對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狀況提出的看法,就在學術界引起廣泛討論。在工作中與世界銀行專家有過接觸的研究人員,針對學術界的一些觀點指出,世界銀行報告中在分析38個國家或地區與分析中國的技術進步時所使用的是兩個不同的模型。因此,將其結果進行相互對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30)又如,1984年考察團的報告提出,解決國有企業動力不足的問題,最合適的辦法是建立社會主義合股所有制,就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和爭鳴,對剛起步的股份制實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些討論是新的理論和思想傳播、相互啟發的重要途徑。

  (四)培養了適應改革開放需要的經濟人才

  在世界銀行1980年、1984年對中國的考察中,中國相關部門的很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負責接洽和準備工作,一批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學家一起參與考察、提供背景材料,參與考察報告的撰寫和修訂。他們在與世界級經濟學家的交流對話中,接觸到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尤其是近距離觀摩了經濟學家們如何將經濟理論運用于經濟考察、經濟評估和經濟預測中,運用到制定經濟政策來解決實際存在的經濟問題。大量計量方式、計量模型的充分運用,給一向偏重定性研究的中國經濟工作者和研究者以新的啟發。“當時的這批同志日后都成為骨干力量,繼續傳幫帶,在之后世行項目的組織、實施、管理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31)。通過與世界銀行的合作,對人才培養的意義毋庸置疑,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比如,參與第一次考察的朱镕基后來成為中國政府總理,在經濟領域解決很多重大難題;趙人偉等人成為著名經濟專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參與世界銀行的考察,對他們經濟思想的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

  (五)樹立了中國改革開放新形象

  中國向世界開放,希望以此獲取全世界的低息貸款、科學技術、直接投資、管理經驗、先進思想和理念。這種美好意愿的實現必須獲得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認同。因此,良好的國際形象、國家信譽很重要。經歷長期的封閉狀態,又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沖擊國外駐華機構等嚴重影響國際形象的事件,在西方某些國家和相關人士眼中,中國的形象是神秘、混亂而不可捉摸的。加上意識形態斗爭影響,西方一些國家長期妖魔化社會主義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受到世界各國的好評和支持,但重塑國際形象,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偏見和懷疑,讓世界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穩定的國策、中國的發展前景是光明的、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是安全的,并非易事。作為世界上權威的國際性經濟組織的世界銀行和中國合作的巨大成功,兩次報告客觀指出中國經濟社會所取得的顯著成績、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表現出的學習世界先進發展理念的虛心誠懇態度,無疑有助于樹立中國改革開放新形象。

  世界銀行兩次考察的潛在作用和溢出效應還不止這些。比如,這兩次考察特別是第二次考察的成功合作,為1985年中國和世界銀行合作舉行對中國改革影響深遠的巴山輪會議(32)創造了條件。又如,世界銀行確定在中國的項目后,項目可行性報告、招投標機制、會計審計制度、績效評估等,都將按照國際通行法則進行。通過這些項目的示范、輻射作用,又影響中國其他項目的開展,形成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的國內化,倒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3)

  四、余論

  在中國改革開放成功開啟和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內在動力和實踐驅動是最根本的推動力量,決策者把握發展潮流和歷史機遇,作出歷史性重大決策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決策者在世界發展大格局中考慮中國發展問題,根據國內外條件選擇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實現改革與開放的良性互動,至為關鍵。要實現這種良性互動,找到正確的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既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客觀認識和深刻反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又要科學把握、清醒認識世界發展的成功經驗和歷史潮流,從而在二者之間找到契合點、平衡點和創新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醞釀和起步階段,中共派出大量富有經濟建設經驗的干部外出考察學習。通過這些“探路者”帶回的信息,有助于決策層正視中國與世界差距,開闊眼界和思維,在初步把握世界發展脈搏的基礎上提出改革思路和路徑。但是,這種單向度的信息引入是單薄的,對于改革開放大決策、大變革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走出去”與“請進來”、高層出訪和中層考察、政府往來和學術交流等各方面多維度的溝通交流,共同為中國吸收國際經驗和智慧搭建了橋梁。解放思想,充分借鑒各種經驗,使中國站到一個更高的平臺宏觀把握各種改革發展問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迅猛而后勁十足的一個重要因素。

  隨著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深入,國際因素的重要作用逐漸被重視,高層出訪和大規模對外考察對改革開放成功開啟和不斷發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充分認可。但囿于國內相關資料公開不足,國外資料搜集困難,外部信息主動輸入及外部力量對中國改革開放影響的研究還很薄弱,很多問題模糊不清。這既限制了改革開放進程中國際因素的研究,也不利于改革和開放內在關系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毫無疑問,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功,具有國際性影響和世界性意義。相應地,也應該認識到,這種成功并非“偶然性事件”,無跡可尋,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具有世界性站位和科學性內涵。中國改革開放醞釀和決策階段有意識有計劃地保留傳統社會主義優勢,消化、吸收蘇東改革經驗和教訓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驗,成功地融合了世界各國發展經驗和智慧。加深國際因素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性,也有助于進一步從世界經驗角度考察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發展的必然性,從而可以從理論上、發展源頭上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注釋: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98-399頁。

  ②林重庚:《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吳敬璉等編:《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序”第27頁。

  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1頁。

  ④轉引自林重庚:《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吳敬璉等編:《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序”第28頁。

  ⑤江憶恩、肖歡容:《美國學者關于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研究概述》,《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8期。

  ⑥謝世清:《中國與世界銀行合作30周年述評》,《宏觀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

  ⑦他們主要有朱镕基(國家經委)、星光(財政部)、鄭力(國家計委)、趙人偉(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朱福林(財政部)等。世界銀行考察團和中方商量后,由星光、趙人偉、鄭力、朱福林為綜合組提供背景資料和文章。

  ⑧王丙乾:《中國財政60年回顧與思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⑨主報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除了摘要和結論外,分為中國的傳統、經濟體制、國民收入的增長和貧困的減低、各部門的發展和問題、調整和改革、80年代的前景和選擇等六大部分,共129條。八個附件是《統計體系和基本統計資料》《人口、衛生和營養》《農業的發展》《工業的成就和問題》《能源部門》《交通部門》《教育部門》《外貿和外資》。

  ⑩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著,財政部外事財務司組織譯校:《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對中國經濟的考察報告主報告,報告號:3391—CHA),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第9頁。

  (11)比如《中國:衛生部門》(1984年報告)、《對最近經濟發展趨勢和政策發展的綜合考察報告》以及對工業財務、農村財務制度、上海的城市發展、農業價格等問題的研究等。

  (12)為與1984年9月召開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即1984年莫干山會議相區別,一般稱這次會議為“第一次莫干山會議”或“1982年莫干山會議”。

  (13)《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大事記(1982-1998)》,2003年,第6-7頁。

  (14)當時正處于改革爭論激烈的時期。1982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還印發材料指責錫克是“反社會主義分子”。因此,會議不僅有意降低規格,而且會議消息沒見報,報告和簡報也未公開發表,社會上的知曉度不高,但不可否認對中共高層和中國改革影響很大。

  (15)1981年7月克勞森接替麥克納馬拉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克勞森曾與中國有著良好合作,在1979年至1981年作為美洲銀行行長多次訪華并與鄧小平、李先念、姚依林等會談。

  (16)《姚依林會見世界銀行行長克勞森》,《人民日報》1983年5月26日。

  (17)《鄧小平趙紫陽分別會見世界銀行行長克勞森》,《人民日報》1983年5月27日。

  (18)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主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序”。

  (19)主報告《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除提要和重點外,包括增長和變化、說明性預測、農業的前景和政策、能源發展問題、布局問題、國際經濟戰略、工業技術的管理、人力資源的開發、籌集資金、發展管理等十個部分。六個附件分別為《教育問題和前景》《從現在起到2000年的農業》《能源問題》《模型和預測》《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運輸問題》。

  (20)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第13-14頁。

  (21)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第24頁。

  (22)林重庚:《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吳敬璉等編:《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序”第35頁。

  (23)謝旭人:《加強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紀念中國與世界銀行合作三十周年》,《人民日報》2010年9月8日。

  (24)參見劉向東主編:《對外開放起始錄》,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86-93頁。

  (25)《趙紫陽會見卡勞·斯曼諾古,對世界銀行同中國的積極合作表示滿意》,《人民日報》1985年3月8日。

  (26)《趙紫陽會見世界銀行代表團》,《人民日報》1985年10月14日。

  (27)趙紫陽:《改革科技體制,推動科技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民日報》1985年3月21日。

  (28)《世界銀行發表經濟專家在中國實地考察報告,論述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問題和最佳選擇方案》,《人民日報》1985年9月21日。

  (29)參見李志軍等編譯:《國外公共政策評估手冊與范本選編》,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第159頁。

  (30)秦寶庭等:《再談對中國技術進步的評價——兼評與世界銀行報告有關的評論》,《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9年第7期。

  (31)王丙乾:《中國財政60年回顧與思考》,第503頁。

  (32)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重慶到武漢的長江“巴山號”輪船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簡稱“巴山輪會議”。會議對中國如何加強宏觀控制,推進經濟改革,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影響深遠。

  (33)比如影響全國的“魯布革效應”。參見《魯布革沖擊》,《人民日報》198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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