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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模式”與鄉村振興理論研討會發言摘登
2019年03月14日 14:54 來源:大眾日報 作者: 字號
關鍵詞:濰坊;振興;鄉村;三個模式;壽光

內容摘要:△2月24日,“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與鄉村振興理論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王樂拍攝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和視察山東時,兩次講到“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這既是對多年來山東和濰坊農業農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蘊含著對創新提升“三個模式”的殷切期望。

關鍵詞:濰坊;振興;鄉村;三個模式;壽光

作者簡介: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和視察山東時,兩次講到“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這既是對多年來山東和濰坊農業農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蘊含著對創新提升“三個模式”的殷切期望。省委書記劉家義對創新提升“三個模式”高度重視,多次提出明確要求。今年省“兩會”期間,劉家義同志又到濰坊代表團參加審議,要求濰坊在創新提升“三個模式”上實現新作為、在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中當好排頭兵、在推動農業農村改革發展中勇做探路者。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實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2月2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主辦,中共濰坊市委、濰坊市人民政府協辦的“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與鄉村振興理論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領導專家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顧總結了“三個模式”的發展歷程和實踐經驗,圍繞如何在新時代創新提升“三個模式”、推動濰坊鄉村振興走在前列展開深入研討交流。以下為發言摘登。

  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經濟研究所所長):

  談幾點認識:第一,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濰坊模式”的研究,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基本軌跡,即這些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對濰坊而言是怎樣走過來的。二是基本經驗,即這些年實踐當中可以上升到經驗層面加以總結推廣的東西。三是基本規律,即從這些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實踐當中不僅限于經驗而且可以提升到規律方面加以認識的東西。在這三個層面的比較當中,最高層次是基本規律。所以我想,對于“三個模式”的研究總結,要立足從基本軌跡、基本經驗的總結上升到基本規律的提煉。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回望過去40年甚至包括過去70年的歷程,我們不僅僅在實踐方面是成功的,在理論層面的研究同樣也是成功的。因為沒有理論層面的成功運用,很難設想在實踐層面、在經濟建設等各方面能走出這樣一條成功的道路。所以對于“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的研究總結,我們不僅僅要從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基本規律三個方面去加以提煉,而且要立足于從實踐到理論互動上、呼應上去進行總結提煉。

  第三,總結回望過去是為了走好當下。當前我們處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樣一個歷史的節點上對“三個模式”進行總結,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基本特征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征,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進行深刻認識和把握。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別于以往的物質文化需要,最突出的就是物質文化本身需要升級換代,而且所覆蓋的范圍是超越物質文化需要的。人民群眾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關鍵是要在五位一體的視野條件下,去體味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帶給我們的新課題。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一個是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問題轉化為結構問題,已經由需求側轉化為供給側。我們面臨的經濟方面的矛盾和挑戰,可以概括為短期與長期、內部與外部、周期性與結構性的矛盾相互交織。換言之,我們在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遭遇了來自外部周期性的沖擊。但是千萬不要忘了矛盾有主次之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在種種矛盾當中總有一種矛盾對于其他矛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在當下,主要矛盾仍然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給側。這就意味著我們在總結“三個模式”經驗和規律的時候,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有就是政策的主線。我們知道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一方面要強化逆周期性調節,另一方面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當兩個方面的政策選擇連接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還是要說總有一種政策線索是主線索。我們真正想實現的目標、真正想堅守的宏觀政策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意味著在總結“三個模式”時,要凸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條主線。這才是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所必須聚焦的主要任務和主要工作。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談幾點認識:一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講的“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從基本理論上我覺得是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理論價值。首先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確實創造了很多經驗或者是模式方面的東西。我今天一來就看這些材料,就問到底是“濰坊模式”還是“壽光模式”,還是“諸城模式”,因為這都是很有影響力的。習近平總書記“三個模式”都強調了。山東提出來的這方面的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路線,是基于我們群眾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的創造,這種創造解決了當地的問題,推動了發展,我覺得這就是它的群眾性、實踐性、多樣性,這本身就是一個經驗,而不是教條主義。

  二是,我覺得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科學認識世界,科學改造世界。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的觀點,一切生產關系的變革說到底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以我覺得山東濰坊和壽光、諸城這一點特別突出,就是為了解決當地的發展問題。牢牢把握從當地實際出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謂改革經驗和模式,只有這樣才真有生命力。我說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最要緊的。發展是硬道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包括新發展理念,就是要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客觀地認識世界,這一段時期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約束條件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基于資源特殊性,發展階段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這叫科學、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然后制定相應的策略方針來解決問題。我覺得濰坊和壽光、諸城,這些地方從他們的實際出發,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認識世界,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革措施,體現了科學性。

  再就是,我覺得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出發點是要創造,落腳點是落在人民的利益上。讓我最感動的是,我看到這個材料確確實實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應用在中國實踐中,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這種新境界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確實能有效地指導和支持中國的發展,解決中國發展的問題。我覺得我看到的“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在理論上非常強的印象,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這既是立場也是方法論。

  徐偉新(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首先,對這個課題的成果表示祝賀。這里,我談兩點認識。

  第一點,濰坊這“三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偉大覺醒的寶貴實踐成果。習近平總書記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覺醒,孕育了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我想“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就是偉大覺醒所孕育的寶貴實踐創造。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具體到濰坊,在區域實踐的基礎上,在農業農村所特有矛盾的基礎上,它最直接、最現實的回答就是要實現什么樣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多少年來,我們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那么,這樣一個傳統的生產方式、勞動方式,它要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以及我們怎樣去實現這樣一個農業農村現代化?濰坊的確是走出了一條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濰坊在全國千分之一點七的土地上,用千分之一的淡水,生產了全國千分之七點二的糧食,千分之十五點七的蔬菜,在整個國家農產品出口當中,濰坊占到了千分之十九,這是非常驕人的成績。濰坊農業農村現代化及其成果讓中國人牢牢地把飯碗捧在了自己的手里,為國家糧食安全以及國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今天來總結、來推進“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的發展,建設現代化的農業產業體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二點,以創新來推動“三個模式”再出發、再發展。

  今天我們總結經驗,目的是讓“三個模式”再出發、再發展。怎么出發,怎么發展?我們的這個課題成果談到了很多很好的經驗啟示,以及對未來發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土地制度的再改革,包括組織方式的再升級等等。我在這里最關心的是,由這個話題所引出來的,就是我們的質量升級、質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在整個社會的供和需兩個方面有兩個最基本的實際。在供應方就是,我國的經濟已經由高速度增長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高質量的發展應該說成為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所以“三個模式”根本目標是什么?我認為也應該是高質量的發展。那么從需求方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即我國進入了中高收入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時代、在這個階段,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變了,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安全、更健康、更綠色的糧食和瓜果蔬菜。非常希望這“三個模式”,能夠從高速度的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更好地來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還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科技創新。回想起來,“三個模式”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科技創新的歷程。所以我想“三個模式”再出發、再發展,我們要上臺階,要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根本上也要靠科技靠創新。

  艾豐(《經濟日報》原總編輯):

  我們研究的不是原來的“三個模式”,而是在原來“三個模式”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模式。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新模式的核心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原來的“三個模式”跟這個不對等,不是同一層面。濰坊新的模式是在我國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理解和掌握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意義和內涵,找到了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途徑,抓住了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為在現代化層次上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新的“濰坊模式”,體現和實現了體系發展的思想。一個很重要的模式關鍵詞是體系發展,是體系問題。我認為濰坊的經驗最重要的就是把體系發展的思想貫徹到鄉村振興戰略中來。一是鄉村振興絕不是孤立地發展農業,而是全面發展農村產業體系。第二不是孤立地發展經濟,而是全面發展五位一體的農村綜合體系。第三不是孤立發展鄉村,而是建立和發展城鄉有機結合的體系。所以,鄉村振興就是要發展產業體系、農村綜合體系、城鄉結合體系這三個體系。這三個體系如果建不起來,鄉村振興就達不到效果。我認為濰坊的經驗就是把這些問題看透了,三個方面不孤立。要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是要實現三個體系的整合,它們不是分立的。濰坊原來的“三個模式”都不錯,但都是單向模式,不是體系模式。發展到今天,不能再單向地解決問題。我認為最可貴的是體現發展思維,體現和落實融合發展的思維。

  首先是城鄉整體大概念。城鄉融合,農村的發展絕不能靠鄉村的孤立發展,必須是在城鄉融合中發展,基本出路是城鄉一體化。城鎮化、城鄉一體化,不是消滅農村,是消滅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在互助互補中得到共同發展,特別是農村的優勢文化得到發展,是在一體化的過程中發展。那么,城鄉融合發展具體是什么?那就是城鄉經濟要素的融合。包田到戶以后有幾億農民進了城。農民的要素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協調了,城市就發展了。相對來說農村為什么沒有發展得這么快,因為城市的要素沒有向農村去流動,沒有往農村去融合。以前這個融合有成果,但是是不平衡的。所以,今天的中國城鎮化就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應該形成一個互動,鄉村的往城里流,城市的往鄉村流。只有從城市往鄉村流了,農業現代化才有希望。基礎、技術、人才都是如此。這是要素融合的問題。再就是產業的融合。一產二產三產的融合,像是光伏農業、鄉村旅游。城鄉融合一定要落實到要素融合,要素融合一定要落實到產業融合。我認為現在鄉鎮這一級別的融合要創造四個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創新農村土地的產權制度。農村最寶貴的資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沒用好。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要把所有制和產權制度分開,土地的所有權要落實。農民的所有權要資產化,性質不發生改變,通過流轉實現。這個機會要遠遠超過包產到戶的機會。農村真正的現代化就是經營權的放開。

  再就是要創新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方面濰坊已經做得不錯。農村為什么城市化程度不夠,就是因為農村缺少市場化經營主體。農村合格的經營主體不多,與城市合作就合作不起來。所以,要想融合,第一件事就要把經營主體、經濟主體建起來。所有權主體要建起來,經營權主體要建起來。農戶也要把它變成主體,這個要研究需要什么樣的條件。還有城鄉合作的經濟主體。經濟主體建立起來,才有城鄉一體化,才有城鄉融合發展。

  第三,要著重于模式創新。任何產業條件,人文差別,最能夠突破這些制約的是創造靈活的經營模式。

  第四,要培育鄉村振興的骨干力量。原來的干部、原來的企業家、返鄉農民工、城里來的經營者和技術人員等等,都需要加大培訓力度。

  第五,我認為亮點就是體現和落實了平臺發展的思想。濰坊就很善于建設平臺。平臺是公共活動的公共載體,你的效益怎么樣,影響力怎么樣,平臺起到關鍵作用。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誰掌握平臺誰就掌握了主導權。濰坊在搞公共品牌。我給一個建議。要搞品牌體系化,有城鎮品牌,有企業品牌,有產品品牌,有公用品牌,有專業品牌。要把各類品牌形成一個體系,各就各位形成合力。其中特別要注意把平臺品牌打出去,類似于壽光蔬菜市場這樣的,這是互聯網時代品牌經濟最大的特點,平臺品牌,這是最重要的。

  張德修(人民日報社原編委、海外版原總編輯):

  非常高興參加今天這個會,進一步了解家鄉改革開放的新經驗、新變化、新成就、新面貌。

  首先我有個提議或者建議,濰坊、諸城、壽光已經有的經驗模式可以更理論化一些。現在我感覺還是搞一些理論化的改革和探索。咱們還可以做得更深一些,理論化更強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三個模式”在鄉村振興前提背景下,怎么注入新的內涵。鄉村振興第一位的還是產業振興。我們這些經驗模式實際就是“圍繞一個產業、形成一個大的產業鏈、帶動一方經濟”的這么一個特色模式。現在方方面面都比較完備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從產業開始,產業振興是基礎、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課題里面也談到了,濰坊是在縣級經濟框架內運作。因為原先我們講的主要是農業,在農業領域,就是第二產業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輻射融合發展帶動。諸城、壽光從開始的肉雞、蔬菜,到后來的縣域工業、縣域制造業都非常發達了,就是因為有縣域經濟的財力支撐,才使諸城、壽光經驗模式遠遠走出了農業這個第一產業,成為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惠新安(濰坊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習近平總書記對山東、對濰坊的發展十分關心,2008年在山東視察時到了諸城、壽光等地;2018年,在全國“兩會”期間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和視察山東時曾兩次講到,改革開放以來,山東創造了不少農村改革發展經驗,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經營就出自諸城、濰坊,形成了“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這既是對多年來濰坊農業農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對濰坊下步工作的鞭策和激勵,我們深受鼓舞,深感責任重大。“三個模式”發端于濰坊人民的創新創造,得益于各級領導和各位專家的大力支持,是我國改革開放40年實踐過程中的重要成果。從表現形式看,“諸城模式”主要是商品經濟大合唱、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社區化;“濰坊模式”是濰坊各地農業農村改革創新經驗的集成,突出農業產業化經營,創新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經營方式和運行機制;“壽光模式”主要是蔬菜產業的生產、銷售、技術、會展和標準輸出等創新經驗。從解決的問題看,“三個模式”主要解決的是小農經濟與產業化發展之間的矛盾。“諸城模式”解決的主要是農業生產、加工、流通脫節的問題;“濰坊模式”解決的主要是農戶分散經營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壽光模式”解決的主要是蔬菜生產產業化的問題。從根本上看,“三個模式”雖有所區別,但其本質是推動農業生產要素更大范圍、更高層次地優化配置;方向是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關鍵是堅持問題導向、大膽改革創新;歸根結底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三個模式”的成功實踐,特別是農業產業化的理論和制度成果,成為指導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蘊含其中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生命力。

  新時代新征程呼喚新擔當新作為。圍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賦予“三個模式”新內涵新標準新要求。春節前,我們舉辦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三個模式”專題研討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王立勝同志作專題輔導報告,圍繞新時代如何創新提升“三個模式”、賦予“三個模式”新內涵進行了交流研討。1月27日,我們召開全市農村工作會議,對創新提升“三個模式”、推動鄉村振興走在前列,為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作出濰坊貢獻進行研究部署,進一步統一了思想認識,明確了工作思路和重點任務。2月17日,山東省“兩會”召開期間,省委書記劉家義到濰坊團參加審議,明確要求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和教誨,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東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中當好排頭兵、在創新提升“三個模式”上實現新作為、在推動農業農村改革發展中勇做探路者。我們將堅定扛起創新提升“三個模式”的使命擔當,大膽探索,勇于實踐,努力讓“三個模式”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強的生命力。

  創新提升“三個模式”,有著迫切的實踐需求,必須用科學理論指導。舉辦這次“三個模式”與鄉村振興理論研討會,目的就在于結合新的時代條件、新的實踐需要和濰坊發展實際,通過研討交流,碰撞出更多創新提升“三個模式”的智慧火花,凝聚更多思想共識,收獲更多理論成果。在座的各位,都在“三農”領域有很深的造詣,是受人尊敬的專家和領軍人物,我們衷心期待,各位能夠對我們創新提升“三個模式”提出真知灼見,為創新提升“三個模式”提供科學理論指導,幫助我們更好地推進工作。

  回去后,我們一定把今天的研討成果吸收好、應用好、實踐好,結合濰坊實際,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著力在科技創新、綠色發展、農業開放、融合發展、補齊農村短板、深化農村改革等方面探索實踐,不斷賦予“三個模式”新內涵,努力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新鮮經驗,為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作出濰坊貢獻,向習近平總書記,向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顧海良(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院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起來涉及的面比較大,會涉及一些理論問題、實踐問題。我覺得“濰坊模式”有特點,主要是在真的培養人,收獲的是人才。鄉村企業的實用人才土生土長,土生土長跟職業教育有關系。我們看到職業教育的發展和同等經濟發展的水平,濰坊是超前的,更不用說濰坊的高中教育,在人才培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另外,我覺得“濰坊模式”分三步。一步是十八大以前,之后是十八大以來做的這些,十九大之后走入了新的第三步。怎么走好,我覺得非常關鍵。鄉村振興戰略和之前提到的不一樣了,之前農村經濟改革,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主要是解決糧食問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提出了“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農業是經濟問題,農村是社會問題。中央一號文件把鄉村黨的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來歷次一號文件都強調黨對農村的全面領導。濰坊這一點特別突出,這就說明我們意識到了黨在農村的建設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特別是其中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原來的“濰坊模式”對這些問題給予了巨大關注,解決好這些問題要協調發展。這次一號文件大家都學了,文件強調了五位一體,把五位一體牢牢地定在鄉村振興戰略上,牢牢地靠在一起。那么十九大之后,鄉村振興和以前最大區別核心問題也是五位一體,所以我認為濰坊做了一個很好的開頭。鄉村振興絕對不能照搬西方做法,中國要走自己的農村發展道路,希望濰坊創新性地體現新時代的新特點,能創造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鄉村振興模式。

  逄錦聚(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我說兩個意見,第一個就是充分肯定“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的重要意義。我國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我認為,將來判斷改革開放是否成功,還得以農業、農村、農民“三農”來檢驗,決定未來中國能不能興旺發達,歸根結底還要看“三農”。從這個意義上說,“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實際上是在“三農”問題上創造的突出經驗,貢獻很大。“三農”問題一定要重視,以前我們重視得不夠,濰坊、諸城、壽光創造了這么好的經驗,的確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要立足新時代,進一步把“三個模式”的經驗創造好總結好提升好。要站到新時代發展的前沿,創造出反映新時代偉大實踐的新鮮經驗,回答新時代發展的關切,豐富中國特色經濟理論,為全人類作出貢獻。從這個高度上說,“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需要在實踐中再創新,在理論上再概括。

  具體建議這么幾條:第一,要把握農業轉方式調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規律性。既要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把糧食生產抓緊抓好,又要把農業結構調優調活,多種經營,一二三產業要協調發展。要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拓展農民增收渠道。第二,要堅決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要積極鼓勵農民創業,探索農村如何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鼓勵農村農民返鄉創業,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第三,要建設鄉村振興的主力軍。鄉村振興戰略意味著我們在發展城鎮化的同時把建設重點要放在鄉村上,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全面協調發展。第四,要研究揭示農村農業改革規律性。實踐證明,在我們國家沒有黨的領導什么事都辦不成,黨要全面領導,又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把農業結構性改革往深里做往細里做。

  最后,我提個制度方面的問題,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集體經濟的關系、和共同富裕的關系。農村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共同富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怎么實現共同富裕,怎么在農村處理好集體經濟和承包責任制的關系?我覺得這也是改革面臨的一個課題。

  葉興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我認為,打造鄉村振興的齊魯樣板,濰坊的“三個模式”更多的還是要聚焦在產業興旺方面。因為鄉村振興的總要求第一位就是產業興旺。五個振興,第一位就是產業振興。“三個模式”要突出產業振興。任何一個模式,都要跟時代相契合,這個模式才有推廣的價值。

  現在講鄉村振興的“三個模式”,我非常看重的第一點就是創新。發展現代農業離不開科技創新、業態創新、模式創新,這些都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二點就是開放。濰坊是中國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基地,現在也成立了東亞畜牧產品交易所,是全國唯一的農業開放發展試驗區。在出口上在開放發展上,濰坊是走在全國前列的,這“三個模式”放在全國都叫得響。第三點就是綠色。整個農業生產基地從投入到生產到加工環節我們都以最高的標準,讓我們的農業在食品安全上上一個大的臺階。農業綠色發展上,這樣的經驗都值得我們總結。

  還有一個我比較看重的就是要調整種植結構,發展比較優勢的產品,包括壽光蔬菜、昌邑苗木等,這些可以以小見大。我們面向未來,應該怎么辦?恐怕應該向濰坊學習,發揮比較優勢,規避劣勢的東西。

  易昌良(國家發改委中國現代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宏觀經濟管理》期刊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首先,堅持問題導向。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的“三農”出現了許多問題。濰坊市善于發現農村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同時敢于解決問題。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以科技為支撐,圍繞主導產業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實施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同時積極借鑒經驗,他們學習借鑒日本、法國、美國、荷蘭等先進農業國家的經驗,提出了農業產業化的概念和政策,同時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提升,農業產業化已經成為我們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內容。濰坊也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濰坊人敢闖敢干,勇立潮頭敢為人先,濰坊人民為全國農業的發展樹立了榜樣。

  第二,堅持目標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對濰坊的“三個模式”高度評價以后,濰坊市委、市政府在狀態有激情快行動抓重點補短板調弱項,不斷完善工作思路和工作舉措,反復論證全面調研,切實把調研成果轉化為促進發展、改善民生、維護穩定的強大動力。同時也出臺了《2018年濰坊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工作計劃》。在制定工作計劃過程中著力把握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的原則,集中全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倒推,厘清到時間節點必須完成的任務,又從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來順推,明確破解難題的途徑和方法,這種倒推和順推的結合,表明濰坊在實現既定目標上堅定不移,又重視從實際出發,體現了一種革命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精神的完美結合,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芒,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濰坊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聚焦產業興旺,大力推動農業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夯實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聚焦核心引領,抓好基層黨組織建設,堅持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大膽創新改革,推動產業升級,帶動廣大群眾致富,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秉承組織建在產業上、黨員就在產業中、農民富在產業里的理念。充分發揮黨組織“產業富民、改革興村、服務便民、生態宜居、鄉風文明”的引領作用,同時聚焦改制抓好農業農村改革,濰坊市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全面盤活農村城市資產,著力推動農村資源入市入縣入鄉,城市資本下鄉激發轉型發展的動力,實現了產業的發展,農村的治理。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盤活集體資產,同時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激發農村的發展動力。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廣大村民的權利,同時抓好生活富裕,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把提高村民收入作為首要任務,以總量帶增量,以集體帶個體,積極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積極實施精準幫扶,實現廣大村民增收致富。聚焦美治,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定不移地走好綠色生態發展之路,讓濰坊、壽光、諸城生態底色更亮麗,生機更蓬勃,環境更宜居。聚焦育治,抓好人才振興。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濰坊市近年來培育了一大批守規矩、敢擔當、作奉獻、勤思考、求發展的優秀人才,也吸引了一大批外出人才返鄉創業。我們中國現代經濟研究院,承擔了中國高質量發展指數報告。報告已經完成了。全國“兩會”以后,我們要專門就如何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赴濰坊進行調研,要把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經驗,列舉到我們的材料中來。

  第三,堅持發展導向。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濰坊牢牢把握“三個模式”的核心要領與精髓,堅持發展導向,以創新的理念、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創出鄉村振興的新途徑、新模式,準確把握全面振興這個根本要求,準確把握融合發展這個大趨勢,值得我們學習。希望“濰坊模式”在改革路上勇往直前,再創輝煌。

  徐俊忠(《現代哲學》主編、廣州大學原副校長、國務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這個模式現在提供出來的文字,我最感興趣的是把鄉村振興的20字方針的前4個字做實了,充分地論證了或者是解釋了。產業興旺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通過你們的實踐做實了。

  第二點最感興趣的是這個材料里面提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整縣推進。這是涉及到中國鄉村振興的空間布局的考量問題。

  鄉村振興著眼一個鄉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比如農村教育、生活方式等問題,這絕對不是哪一個村莊能解決的問題。所以現在總結的這個模式關于整縣推進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亮點。

  另外一個我感覺到這個模式對全國要有復制作用。如果聯系“濰坊模式”提出關鍵性的問題加以闡釋,我覺得還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希望你們認真踐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那就是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

  肖振生(中央電視臺經濟新聞部主任、經濟學博士):

  提出幾點建議:一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可缺失。經濟增長需要規模,規模則需要市場。市場不完全是由企業自發形成的,更多的時候是借助于權力的力量開拓、建立出來的。政府與市場的爭論是永恒的,不可能有統一的結論。但有一點,政府掌握的資源權力務必要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比如,政府應該做好市場的規則、法治、公平、競爭、透明。因此,無論什么文明和歷史傳統的特色,政府在介入市場問題上要保持足夠的清醒和敬畏。

  二要十分明確市場的主體是企業。市場有無數的不可知和不可測,政府能做的是園丁、是裁判、是法官,政府在無數的不可知的選擇中,永遠不可能比企業做得更出色。政府也無法、也不可能承擔試錯的責任。

  三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企業家應該具有市場機會的判斷力、生產營銷的組織力、資源能源社會關系的動員力、失敗虧損的承擔力等等,以及與此相配套的堅毅、果敢、忍韌、堅持等特質。企業家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稀有財富。企業家眾多的國家和民族經濟增長一定好;反之,一個缺少企業家的國家一定經濟發展不上來。

  四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人,是人道,是人性。追求幸福、財富、自由、尊嚴是人性的本質。市場經濟被認可,本質上是因為它符合人性。而這些東西不是誰賜予的,是人類固有的。經濟的政策設計,不能悖離這個基本的原則。

  劉岳(山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課題組成員):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是結合濰坊區域發展實踐,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的工作指導,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化。根據我們對“三個模式”的研究,我們充分認識到: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套完整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完整地認識和理解新時期城鄉發展全局的思想體系和方法政策,而不是若干任務目標的簡單累加;鄉村振興戰略,是全新的理論導向、政策導向,而不是新農村建設升級版。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政策體系是事關全局的戰略部署。鄉村振興不是就農村看農村,更不是城市吃掉農村;鄉村振興戰略是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不是僅僅著眼于產業發展的農業現代化。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是農村地區的全域振興,而不是簡單化的村莊振興。所以不能夠把鄉村振興戰略簡單化地理解成村莊振興。

  基于這樣一些認識,我們認為,“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是在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發端于農業產業化,出發點在于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具體問題。經過20多年的發展完善,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按照中央總體戰略部署,針對農村農業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其內涵特點和任務定位已經遠遠超過了2000年左右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經驗總結,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下,體現出更加具有總體性和整體性的鮮明特點。

  我們認為有這么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實現了內生系列化。習近平總書記講的是模式。既然是模式就可以與其他的發展模式或者區域模式進行比較,與以蘇南模式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珠江模式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進行比較。一方面,長三角地區的現代化過程強烈依賴于上海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產業外移;珠三角地區的初始階段依賴于三來一補的產業形勢,依托于與香港結成的前店后廠的模式,在較短時間內,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積累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掌握了國際市場網絡,為此后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動力。而相比之下,濰坊沒有獨特資源稟賦,沒有特殊區位優勢,沒有特殊政策支持,也缺乏上海、香港這樣的城市拉動,依靠自身力量,依靠改革精神,依靠群眾首創,依靠內生發展,不斷實現產業的迭代進化成功,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方式。另一方面,無論是蘇南模式還是珠江模式,都是通過工業化實現了現代化的起飛,而濰坊基本上是依靠農業,具有內生性發展的鮮明特點。二是實現了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結合。這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確要求。“濰坊模式”則無論從實踐中還是理論上都很好證明了典型的小農戶,比如壽光的蔬菜種植戶,完全可以實現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家家包地、戶戶種植的小農戶經營方式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以發達健全的農業、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平臺可以實現組織化、農村市場化,可以與廣闊的國際國內農產品市場,與農資供應體系、農業科技體系、農業信息體系很好對接。“濰坊模式”證明濰坊正是走好了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路子,比如壽光在小農戶經營方式的基礎上成為全國蔬菜產品集散中心,蔬菜信息交流中心和蔬菜價格形成中心。“濰坊模式”的成功實踐,破除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迷信,同時有效地克服了“平均數掩蓋了大多數”的現象,實現了農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充分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一般認為,要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必須不斷降低農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以提高農業生產者在社會財富分配當中的人均份額,這是一個我們認識的通常規律。“濰坊模式”的重要點在于,發達的第一產業在達成內部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涉農生產性服務業,實現三次產業融合,實現產業鏈相加、價值鏈相乘、供應鏈相托,通過產業鏈調整和吸納大量分散的農業生產經營者,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在社會總財富水平增加的基礎上,使農民可以分享整個涉農產業鏈條的利潤,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在保證合理城鎮化水平前提下,農村沒有垮掉,三次產業形成完整閉環,保證了農村經濟的持續穩步增長。四是濰坊建成各具特色的縣域經濟發展格局,依托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濰坊各縣市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縣域經濟形成巨大產能基本解決縣域內就業問題,形成亮點不斷的城鎮、城鎮群,這是濰坊有能力成為鄉村振興齊魯樣板先行區和示范區的重要物質基礎。五是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同步推進。依托于發達縣域經濟,濰坊超過80%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實現在本市內就業,也就是說濰坊80%的轉移勞動力在縣內市內就能實現就業。留守老人婦女兒童這個現象在濰坊不嚴重,保障了農民家庭穩定和諧,保障了農民獲得感和幸福感。這意味著農民即便離開了村莊進城生活,也始終生活在原有的親屬圈和文化圈當中,沒有離開原來的親屬圈和文化圈,輿論氛圍、人力結構、社會結構沒有芥蒂。鄉土文化的根沒有斷,社會穩定有了可靠的保證。黨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在濰坊基本成形。這是我們認為的“三個模式”基本特點。

  同時,我們也總結了濰坊“三個模式”的經驗啟示。

  第一,正確處理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縱觀“濰坊模式”發展完善過程,在各個時期都同時比較好地發揮了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領導調控和資源配置作用。濰坊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始終是與基層黨委政府的積極作為緊密聯系的,政府既沒有進入微觀農業經營領域,以政府的積極性替代農民的積極性、以政府決策替代農民選擇,也沒有簡單地扮演所謂的守夜人的角色在產業發展方面無所作為,而是科學治理并積極推進地方性的產業政策,切實發揮產業政策在農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比如說,發揮財政資金的種子和杠桿功能,在產業培育方向引導方面起到巨大作用;花大力氣進行基礎設施投入、產業平臺打造,比如說壽光的菜博會、青州的花博會、昌邑的綠博會都對這些產業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力量的深入介入和積極參與同時把政府信譽注入濰坊農業產業化過程當中,成為濰坊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依靠市場實現發展,又很好地發揮政府功能,體現產業政策作用。這樣就有效地克服了在很多地方出現的農業發展中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的問題。

  第二,濰坊始終堅持整縣推進。濰坊市深刻認識到,一二三產融合發展、鏈條延伸和產業規模關鍵在縣,長期以來在財力分配和管理體制土地指標等發展的關鍵環節領域上都沒有向中心城區過度偏袒,而是著力縣域經濟,保障縣一級的發展,給縣一級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正因為這樣才能夠實現整縣推進,才能夠實現以縣為主,這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基石。

  第三,正確處理城鄉關系形成良性的城鄉關系。我們看到,在國內大多數地方,城市規模的擴張必然帶來農村的縮小甚至衰敗,工業發達地區農業的重要性必然下降。而濰坊農業增加值在區域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不過10%左右,看起來不高,但是如果我們加上農產品加工業再加上為農的生產性服務業生產總值,那么在區域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相當高了。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在總人口當中的比重不高,但是加上在農產品加工業和為農生產性服務業中的就業人口,在總人口當中的比重也達到了相當大的比例。這樣濰坊就實現了大城市大農村并存,既有大城市又有大農村,大的工業大的農業并存。而濰坊的農業仍然是主導產業,形成巨大產能吸納大量就業人口。只有在大城市大農村并存,大農業大工業并存的前提下,才可能具備城鎮化與城市化并舉的現實條件,并可以以此為條件率先實現實際意義上的城鄉融合。這才是城鄉融合,城市吃了農村不叫城鄉融合,所以我們科研組的理解認為真正的城鄉融合是像濰坊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這樣一種城市和農村均衡的發展模式,這樣一種良性意義上的城鄉融合。

  第四,“濰坊模式”是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有機組成。對于“濰坊模式”的高度肯定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國情、農情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是鮮明體現中國道路的組成部分,也是增強“四個自信”的重要內容。“濰坊模式”形成發展完善的過程,是一個地方依靠黨的領導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強力推動,主要發揮內生力量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迅速成為較發達經濟體的過程,是一個由落后經濟向發達經濟轉化的典型的發展經濟學過程,具有重要的發展經濟學意義,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實踐意義和靈感來源,它構成了中國大國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的實踐經驗。我們認為它具有顯著的國際意義,也對國內其他的落后地區、后發展地區有啟示作用,能夠發揮榜樣引領和示范帶動作用。我們愿意從這“三個模式”當中,從濰坊的發展實踐當中,總結提煉更多的理論觀點,使得濰坊成為下一步學術研究理論研究寶貴的資源寶庫。

  宋洪遠(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跳出模式看模式談幾點思考和觀察,總結起來就是“三個結合”與“兩個如何”。

  一是體現了基層探索和頂層設計的良性互動。具體體現在上世紀90年代,先是濰坊諸城搞貿工農一體化,壽光搞一村一品,安丘搞品牌化,高密搞經營區域化,其實都是產業化,這是基層探索的。1993年1994年,濰坊市委、山東省委發文推廣產業化;1995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個探索和設計的關系。二是改革創新與開放借鑒相互促進。上世紀90年代學習美國、法國農業一體化經驗,濰坊諸城提出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的理念和思想,這是學習借鑒別人的,也是開放和引進后形成我們自己的理念和做法。后來又學習日本和韓國發展農業新六產的做法,這非常契合國家提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理念。非常清楚地看出來,這是改革創新和開放發展的借鑒。這是給我們的啟示。三是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形成合力。市場主體解放思想,打破限制,大膽探索,努力實踐,最后形成模式;政府尊重農民的意愿和選擇,總結農民的探索和實踐,推廣經驗和模式,形成政策和制度。通過這樣的過程,形成政府和市場的合力。這是“三個結合”。

  “兩個如何”呢?通過研討會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三農篇章”怎么去構建、怎么去建立?還是要遵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實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的來源。總結實踐經驗、實踐模式來提升理論,實際上是實踐突破了,我們的認識才突破。小農戶無法或難以與大市場形成對接,他們實現了成功對接與有效銜接,應該是一個突破;第二個是突破了西方經濟學關于優質拐點,如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問題。這些路徑、探索為我們的話題提供了源泉。第二個是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通過政府做的事情,規劃、政策、法制來發揮市場主體、市場機制的作用,讓政府和市場形成發展合力,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動能。我認為這就是將來我們農業現代化的三大支柱:市場化、國際化和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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