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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共黨史研究的整體性原則
2019年10月16日 15:34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15年第3期 作者:王炳林 孫欽梅 字號
關鍵詞:中共黨史/歷史研究/整體性

內容摘要:整體性作為科學研究中最基本的一種思維方式,對于轉換黨史研究思路和解決當前黨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堅持這一原則,要求黨史研究者在科研實踐中堅持從整體出發分析問題,不斷開闊研究視野,運用恰當的研究方法,并正確處理黨史研究中整體性與個案研究的關系以及學科整體發展與深化專題史研究的關系。

關鍵詞:中共黨史/歷史研究/整體性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整體性作為科學研究中最基本的一種思維方式,對于轉換黨史研究思路和解決當前黨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堅持這一原則,要求黨史研究者在科研實踐中堅持從整體出發分析問題,不斷開闊研究視野,運用恰當的研究方法,并正確處理黨史研究中整體性與個案研究的關系以及學科整體發展與深化專題史研究的關系。

  關 鍵 詞:中共黨史/歷史研究/整體性

  作者簡介:王炳林,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孫欽梅,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

 

  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歷史性闡釋或規律性探討,是黨史工作者一貫秉持的準則。近年來,受西方以“解構”為特征的理論、方法的沖擊,一些學者開始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在黨史研究中所建構的學術秩序,趨向于對細節問題的挖掘或考證工作。這樣的細化研究對具體問題的梳理或情景再現有所裨益,卻由于研究者往往缺乏相關的系統理論知識或寬廣的“研究視域”,無法恰當處理宏觀背景與微觀個案的關系,也引發一些“碎片化”問題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以“反思歷史”為名,詆毀和否定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的歷史合理性,或者抓住黨的歷史上的個別失誤大肆渲染,借此否定黨史的主流和主線,出現了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思潮。這些問題的出現,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缺乏整體性科學思維。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提倡和貫徹整體性原則有著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并應當成為黨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

  一、中共黨史研究整體性概念的基本內涵和范疇

  所謂整體性,通常是指事物內在的連貫性、有機性或系統性。就史學研究而言,整體性概念內涵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全面性,終極目標是為了解歷史整體框架下的所有內容,盡可能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地了解歷史面相。雖然這樣的全面性難以實現,但正如歷史“求真”一樣,也不能否定“求全”的準則和精神。二是聯系性,它要求把研究對象看作一個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統一整體,而非一個片段或孤立的內容。聯系性還體現在“以小見大”,即具體的研究要與宏觀研究形成有機對接,彰顯出大歷史的實踐軌跡。三是宏觀性,這是整體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不但重視綜合、全局的考察,更注重對影響和決定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問題、脈絡問題或主流問題等宏觀性問題的研究,以及對人類歷史本質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也就是重視對歷史邏輯、歷史法則或歷史哲學的思考,其意義最大,研究難度也最高。整體性概念內涵的這三個層次構成統一的整體性研究思維,其中任何一個層次都具有學術價值。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年鑒學派都提倡從整體上去分析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不同要素間相互作用的有機的系統整體,“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①,不能孤立、片面地觀察和解釋個別社會現象和問題。法國年鑒學派則提出了“總體的歷史學”,認為只有綜合地、廣泛地、全面地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才能真正地認識過去,所謂“整體史”、“總體史”的概念正由此而來,但整體觀念并不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在歷史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在我國古代,整體性是傳統哲學的重要思維方式之一。如莊子稱“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②即體現了宇宙萬物普遍聯系和“天人合一”的和諧整體觀。散耗結構創始人普里戈金指出,“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著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和”,并預言西方科學和中國文化對整體性、協和性理解得很好的結合,將“導致新的自然哲學和自然觀。”③西方哲學也十分重視事物的整體性,從巴門尼德提出作為整體的存在不生不滅④,到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有規律可循的整體⑤,再到亞里士多德提出整體并不是其部分的總和的著名命題⑥,及至黑格爾以辯證思維首次提出“整體性”范疇⑦,他們對于整體性問題的表述至今仍富有啟迪性。到了20世紀,在自然科學領域,系統論、散耗結構理論、復雜學等一系列具有濃厚哲學色彩的整體性方法論也開始出現,都在努力尋找某種具有普遍性、超越學科界限的整體性方法。所有這一切,至少說明對復雜事物進行整體性、綜合性的全局思考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正如貝塔朗菲所指出的,“不管怎樣,我們被迫在一切知識領域中運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復雜性問題。這就意味著科學思維基本方向的轉變。”⑧

  在學術研究中,整體性問題已經引起我國學界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即有學者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整體性原則進行了系統性論述,并呼吁在科學研究和社會改革實踐中重視這一科學思維方式⑨。整體性問題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凸顯,是伴隨著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系統論熱的興起⑩。在系統的整體性概念的知識體系和原理方法的基礎上,社會科學各領域積極進行新的思考,實現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如在當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整體性已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問題和熱點問題,不少學者圍繞整體性問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論述(11)。社會學、文學、管理學、決策學、美學等社會科學領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嘗試運用整體原理解決學科中的問題,并取得了進展。在史學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也有不少學者嘗試運用系統論研究歷史,以改變傳統單一的研究思維模式(12)。但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史學領域對整體性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在分析“碎片化”問題和社會史研究視角時述及。他們指出,要克服當前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堅持整體史觀(13),而以“無所不包”自稱的社會史,其內涵在本質上就是“整體歷史”,或者說“整體史的社會史”(14)。也有學者提出以“大歷史”(15)的方法來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發展,把國史放在現代化進程和中國與世界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中考察其成敗得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從整體上研究黨史的必要性和意義(16)。這些討論對于黨史領域的“整體性”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就中共黨史研究來看,其整體性概念范疇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個理解視角。其一是“問題”的整體性。中共黨史作為研究對象,其本身是一個完整的、具有內在邏輯的統一體。科學地研究中共黨史的關鍵,是從整體上把握中共歷史,而不是人為地切割為幾個互不聯系的歷史時期或部分,更不能隨意抽取中共在某一歷史時期的錯誤而歪曲甚至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其二是“方法”的整體性。“問題”的整體性要求在方法論上必須運用整體性原則進行研究。一方面,黨史研究者必須把黨史作為一個有機的聯系整體進行考察,既從縱向上考察歷史現象的前后聯系和長期發展演變,又從橫向上對一定歷史階段的眾多方面進行通盤考察,以歷史主義原則探尋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另一方面,中共黨史本身的性質和內涵豐富、外延廣博的特點,決定了應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吸收中國傳統史學、西方史學以及相關學科如抽象、概括、綜合、比較、系統、結構等具體的研究方法,以完整深刻地認識和反映黨的歷史。但在方法運用上必須要得當,否則勢必會影響黨史研究的整體性,甚至導致黨史的扭曲和虛無。其三是“學科”的整體性。整體性是認識和確定中共黨史學科建設的基本點。從當前中共黨史學科建設的角度看,整體性集中體現在學科對象的整體性、學科結構的整體性和學科功能的整體性上。在學科對象上,黨史研究應當包括黨建研究,黨的自身建設的歷史本身就是黨的歷史的一部分;在學科結構上,中共黨史應由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研究方法、黨史學史、文獻學和史料學、編纂學,以及主體學組成它的完整體系(17);在學科功能上,作為一門科學性與黨性、學術性與政治性高度統一的學科,它應當在發揮其傳承文明功效的同時,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工作,發揮其資政育人的作用。中共黨史學科也必須在各板塊整體性發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統一規劃,統籌安排,提高黨史研究的整體化水平,并最終建立大黨史的工作格局和實現學科的整合。

  二、運用整體性原則指導中共黨史研究的必要性

  以整體性原則研究中共黨史,無論對于轉換研究思路、指導工作,還是解決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中共的歷史是一個整體,只有堅持整體性原則才能反映其主題和主線。中共90余年來的發展歷程是一個由各個時期組成前后連續的整體歷史。在這一歷史長時段中,中共始終圍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進行長期不懈的奮斗,這是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要反映中共歷史的主題和主線,準確地把握中共歷史活動的主要軌跡和脈絡,就必須把中共各時期的歷史放到90年的歷史長河中,甚至放到中國近兩三個世紀的歷史中進行考察。但在當前的黨史研究中,存在著整體肢解和誤解的現象:或是把中共歷史分割為革命和建設兩個孤立部分,無視中共歷史的整體性和連續性;或是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割裂開來,相互否定;或是對中共在某一時期的錯誤進行片面的、過度的甚至歪曲性的闡釋,破壞了中共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強調中共歷史是一個整體,并不意味著要回避和遮蓋中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應當承認,中共歷史同樣包含著失誤和曲折的歷史要素,如中共的路線在各個時期并不都是正確的,有的時期甚至錯誤的路線占據了主導地位,但總體來看這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胡繩堅持從整體上評價中共的歷史,他認為,“講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是就黨的全部歷史來說的,不必將哪個時期例外。……如果‘聲明’一下,說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要將30年代前期除外,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除外,那樣反而說不清楚了。對我們黨,要看重內在的、整體的、長遠起作用的因素。”(18)很顯然,中共歷史是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每一個時期相對于歷史整體進程都帶有“階段性”的特征,只有建立在整體性的思考路徑之上去把握中共歷史,才能深化對黨史主流和本質的認識,也才能對中共作出正確的評價。

  其次,堅持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對整體性的闡述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社會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理論把客觀世界看成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著的整體,進而把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有機統一體進行把握,強調社會是“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機體”(19)。其中又包括三層內涵:一是將人類社會這個大的社會整體,概括為由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構成的社會有機形態,這是面向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二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看作一個整體,并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三是對具體社會事物進行整體性的研究,把社會生產方式看作是一個由各個獨立要素構成的整體。這三個層面,馬克思主義都是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并常以“系統”、“有機整體”、“統一體”、“總體”、“過程集合體”等術語來表述(20)。第二個方面是整體和部分。在把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確立了整體并不是其組成部分機械相加的原則。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這一復雜事物進行研究,是從厘清其構成因素入手的,但最終目的在于說明社會形態的演進,揭示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這就需要具有整體史觀。第三個方面是普遍聯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再強調,一切事物和過程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普遍聯系的,并因此形成一個統一整體,普遍聯系也因此成為唯物辯證法的核心。馬克思指出,唯物辯證法在“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滅方面去考察的。”(21)任何事物只有置于歷史發展過程中和與其他事物的聯系之中,才能得到正確的說明。這就揭示了客觀世界的普遍聯系原理。以上三個方面說明,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的一條基本線索和基本要求。不從整體上認識人類社會,就不可能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黨史研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當然包括整體性原則的指導。

  再次,堅持整體性是反對“碎片化”、特別是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迫切要求。史學研究領域中的“碎片化”問題已經引起學者的高度關注。2012年《近代史研究》編輯部曾召集章開沅、鄭師渠等學者針對“碎片化”問題作過集中式的筆談(22)。所謂“碎片化”,即是指那種割裂整體、過于細化的研究取向。作為一個源自西方的概念,其產生主要受西方國家一些社會思潮如后現代解構主義的影響,并與我國社會史發生的區域轉向、“中國中心觀”和新文化史的興起有直接關聯。中共黨史作為中國現代史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同樣面臨“碎片化”傾向。目前,在一些總體性、綜合性和基本理論等重大問題尚未得到厘清之時,不少黨史研究者卻糾纏于那些瑣碎冷僻、無關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這固然與當今學術考評機制有關,也顯示出研究者在追尋黨史內在脈絡上問題意識和整體意識的缺失。克服“碎片化”問題,從結構和整體上重建中共黨史,是當前黨史學界面臨的最急迫的使命之一。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同樣需要我們在研究中堅持整體性。有學者指出,歷史虛無主義者研究歷史,往往把現象當本質,把支流當主流,將歷史上的某些失誤抽象化,并片面地、孤立地放大、渲染,從而達到歪曲歷史的目的(23)。他們進行學術研究,不是在對歷史資料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去把握歷史發展的進程,而是通過隔斷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的聯系,來否定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并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抑或撇開現實歷史條件,以主觀愿望假設或預設歷史的進程,再從歷史資料中擇取有利于論證自己觀點所需要的部分并加以涂抹。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科學的整體性和客觀性原則。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否定中共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合理性;二是夸大中共領袖的錯誤,試圖通過抹黑中共領袖和對中共歷史的否定,達到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三是渲染中共歷史上的個別失誤,借此否定中共黨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這些做法都是嚴重背離整體性原則的錯誤行徑。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24)

  最后,中共黨史學科建設和中共歷史學功能的發揮需要堅持整體性原則。中共黨史學科體系目前已基本確立,但要建構一個成熟的黨史學科體系仍存在不少困難。就這門學科的基本理論來看,很多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解答,有些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從研究成果看,數量雖然不少,但理論概括往往不夠,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共黨史學科的整體建設。這種學理上的困境導致中共黨史與其它學科相較,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黨史學科存在被弱化和邊緣化的危險。因此,新世紀的中共黨史要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就必須從更廣闊的研究視域中回答有關的重大問題,同時加強在黨史編纂學、文獻學、目錄學等相關的輔助性門類方面的配套性綜合研究,保證黨史學科建設的完整性。

  中共歷史學功能的發揮同樣離不開整體性研究。黨史學科功能包含著學術功能和政治功能兩個層面。黨史學科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黨史研究不可能離開現實政治而抽象地談它的學術性,其學術功能與政治功能是一個辯證統一體。在學術上,整體性原則要求黨史研究要采取客觀、嚴謹的態度和方法,盡可能地反映客觀真實,而不能預先存有某種價值傾向隨意割裂和歪曲歷史,這也是其社會功能得以發揮的重要基礎;在政治上,必須注意總結中共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對現實社會作出科學分析并為現實提供借鑒,真正發揮黨史學科“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這就需要黨史研究者具有面向現實的“問題意識”,不僅要勇于批判社會上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頌揚中共的歷史功績,還要加強理論建設,增強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斷增強理論自信和歷史自信。

  三、中共黨史研究中如何運用整體性原則?

  整體性作為一種統攬全局的思維方式或分析框架,在黨史研究中貫徹落實,既要有理論指導,也要有方法借鑒,更要重視處理好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一)堅持正確的歷史觀

  史學的核心問題是歷史觀。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有著不同的歷史觀,就會對客觀歷史現象作出不同的評價和判斷。中共黨史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確保黨史研究的正確方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等基本原理,由此向人們提供了科學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論武器。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的兩個最偉大發現之一,它使“整個世界歷史觀上實現了變革”(25)。列寧說:“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證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26)

  中共黨史研究不僅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揭示近現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還是一門具有鮮明黨性和階級性的科學。只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才能真正實現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才能增強政治敏銳度和政治洞察力。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各種各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向我們涌來,于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告別革命論”、“侵略有功論”,以及“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諸多錯誤言論,其命題都涉及中國究竟應該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些錯誤思潮甚至以標新立異為要,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惡搞”。在它們的歪曲和攻擊下,雷鋒精神的本質被歸結為“愚民”精神,董存瑞和黃繼光的英雄行為都被改寫成“被迫之舉”,這顯然是對中國人文精神內在傳承意義的否定。在本質上,這些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唯心史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雖然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歷史時花樣百出,手法多樣,缺乏嚴格的邏輯和理論證明,但是,在這背后卻隱藏著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格格不入的理論前提和方法。”(27)這就需要黨史研究者學會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去揭示其錯誤本質。

  (二)開闊研究視野

  整體性原則和方法要求黨史研究的視野要開闊,除了對中共歷史本身要從整體上去把握外,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共歷史置于民族復興、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的總體進程中去考察。也就是說,黨史研究不能拘泥于自身,不能就黨史言黨史,需要有“大歷史”的研究視野。只有跳出黨史看黨史,才能認識“廬山真面目”,對黨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才能獲得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28)。要開闊黨史研究視野,需要重視縱觀與橫觀兩個維度。

  縱觀即是要在時間上了解中共黨史的整個發展過程,并將其置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可以說,一部中共黨史也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歐陽淞指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實現,為中華民族復興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而新中國的成立,又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起點(29)。對黨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有一個時代主題上的總體了解和認識,才能在研究某些黨史課題時避免對歷史主題的忽視,也才能正確闡釋黨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復興中的地位。

  橫觀是就空間而言,即黨史不僅要研究黨、政、軍的活動,還要研究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不僅要研究中共的歷史,還要研究與革命發展有關聯的其他黨派的歷史。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黨史研究還要具有世界的眼光。一方面,中共黨史本身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部分,只有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總體上去進行考察,黨史研究才能全面、深入;另一方面,要把中共歷史放到世界范圍內進行考察,在宏觀比較中展現黨史的獨特內涵。同時,應主動了解海外中共黨史的研究動態,既要重視進口和翻譯外文書刊,密切注意海外中共黨史的研究動態,還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們的一些錯誤觀點進行澄清或批判,同時向全世界傳播黨的光輝歷史。

  縱觀與橫觀這兩個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維度,共同構成黨史研究的歷史坐標。縱觀表明縱坐標上人類歷史發展的持續性和順序性,橫觀表明橫坐標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廣延性,在實際研究運用中二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聯。司馬遷提出治史須“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錢穆稱要“融貫空間諸相,通透時間諸相而綜合一視之”(30),都旨在說明只有在縱向和橫向上同時開闊視野,會通古今中外,才能探求史實背后的規律和意義。

作者簡介

姓名:王炳林 孫欽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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