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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崴遺址又有新發現:3000年前“沈陽人”戴瑪瑙耳環顯身份
2020年02月26日 12:35 來源:遼寧日報 作者:商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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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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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陽新民北崴遺址考古又有新發現:繼2017年出土一柄沈陽地區年代最早的青銅短劍,去年這里又發現了16座墓葬。這批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墓主人或與使用短劍的人群有關。遺址出土了一對瑪瑙玦、三足鼎式壺、燕國刀幣、超大魚鉤等器物,勾勒出新樂上層文化所屬的青銅時代到春秋時期沈陽先民的生活場景。

  令人費解的仰身屈肢葬俗

  北崴遺址位于沈陽新民市法哈牛鎮巴圖營子村東北,是一處含青銅時代、戰國、西漢、遼金時期遺存的聚落遺址,不同時代的文物豐富。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崴遺址考古隊領隊李樹義介紹:“北崴遺址緊靠蒲河邊,證明這里從青銅時代到遼金時期都有人類居住,說明該地區歷史上就是水源充足、土壤富饒,適宜人居的寶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為探討遺址的文化性質、聚落布局,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開始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對北崴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并于2017年發掘了1000平方米,發現了房址、灰坑、甕棺、灰溝等生活區遺跡,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尤其是一柄青銅短劍和扇形銅斧石范。據專家考證,這柄青銅短劍屬于西周時期東北地區特有的青銅短劍,有別于中原地區的整體鑄造,是將劍柄、劍刃分開制造組裝,并且劍刃呈現出琵琶形曲線,故而也稱琵琶形短劍。而扇形銅斧石范的出土,證明西周時期沈陽地區的先民已能大量鑄造銅器,說明當時沈陽地區已經是東北亞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顯示出遼河文明的連續性、地域性、典型性。

  2019年8月至11月,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北崴遺址進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自青銅時代至西漢早期的16座墓葬、56個灰坑、7條灰溝、3個甕棺等遺跡,出土了大量的陶質、石質、鐵質遺物,少量的銅質、玉質等遺物,豐富了北崴遺址的考古資料。

  “2019年發掘的墓葬區與2017年的生活區相隔不遠,只有幾百米,年代比生活區略晚。”李樹義說,16座墓葬年代約為西周至春秋時期,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墓向均為西北—東南統一方向,說明這里可能是一個家族墓。這些墓葬中有14座是單人仰身屈肢埋葬,即上身仰躺,雙下肢側彎曲,跟以往發現的仰身直肢葬俗不同,體現當時古人特殊的殯葬習俗,其中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墓葬中有隨葬品1件至3件不等,器形主要有壺、缽、碗等,也有隨葬瑪瑙玦、紡輪、銅梭等遺物,遺物大多擺放在墓主人的頭部、腰部或下肢處。根據地層關系、器物形態,考古人員認為,這批墓葬的年代不晚于沈陽鄭家洼子遺址(距今2500年)類型,能夠填補沈陽地區新樂上層文化(距今約3000多年)與鄭家洼子遺址類型之間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缺環。

  專家解釋,沈陽新樂遺址按地層關系和文化內涵可分為新樂上層文化、偏堡子文化(距今約5000年)、新樂下層文化(距今約7200年)三種考古學文化,而北崴遺址的文化性質,主體就是青銅時代的新樂上層文化。

  瑪瑙玦的原料產地為阜新

  1月末,記者在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整理地看到,北崴遺址出土文物都被整齊碼放在一起,準備進一步研究。其中有一對瑪瑙玦,白色,呈現正圓環形有缺口的形狀,引起了記者的注意。李樹義告訴記者,這對瑪瑙玦,出土于9號墓,發現時在墓主人雙耳部附近。從出土位置看,應是分別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裝飾品。這種耳部玦形玉飾,從新石器時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戰國時期,在當時的墓葬中常有發現。如在新石器時代的興隆洼文化(約公元前8000年)、紅山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青銅時代的赤峰大甸子墓地(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出土文物中,都曾經發現過器型相同的玉玦,其制作方式、風格一脈相承。

  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大甸子墓地發現的多件玦形器的材質與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北崴遺址墓葬相同,都是選用白色瑪瑙,以白瑪瑙為時尚,一改此前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以岫巖河磨玉為主的玉器材質。

  “瑪瑙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非常流行,赤峰大甸子墓地即屬于這一文化,但傳統來自興隆洼文化。”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告訴記者,這反映出遼西一帶用玦的文化傳統一直傳承保留,這種佩戴瑪瑙玦耳環的本地文化傳統有8000年的歷史。到西周時期,玦的使用比較少了,因此這個瑪瑙玦的發現還是很重要的。

  但兩者用料為什么有差別呢?劉國祥解釋,這說明進入青銅時代,對應夏家店上層文化(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的遼西地區經歷了社會動蕩,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統治階層發生更替,他們很可能不知道能夠到岫巖細玉溝采集岫巖河磨玉料。所以,從這些小器物的變化,考古工作者能夠發現大社會的變遷。

  那么這種白色瑪瑙產自哪里呢?劉國祥肯定地說,瑪瑙一定產自本地,就應該是出產于阜新市。阜新的瑪瑙,有紅色也有白色。當時的統治階層從當地尋找到這種新材質來制作傳統玦形耳環佩戴,從16座墓葬中僅發現一個墓主人佩戴瑪瑙玦的情況來看,它還是非常珍貴的,生前也是作為裝飾佩戴的,可能有標志墓主人尊貴身份地位的含義。

  超大魚鉤印證蒲河草豐魚肥

  記者看到,此次北崴遺址墓葬出土的文物,器型以壺為主,包括無耳壺、雙耳壺兩大類,雙耳壺中大多為豎制雙耳,有的雙耳設計在壺口和腹部之間,也有的直接安放在壺肚上。還有一種是壺肚上設計著橫制雙耳,便于使用。

  李樹義介紹,之前考古工作者發現的新樂上層文化出土的隨葬品都是專門制作的冥器,這次出土與生活區中樣式相同的雙耳壺,能夠較真實地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狀態。

  在眾多墓葬出土的壺形器物中,有一件雙耳壺很特別。記者看到,這件壺非常小巧,不同于其他平底壺,它底部有三個乳足支撐,因此被考古人員命名為三足鼎式雙耳壺。

  劉國祥認為,這件三足鼎式雙耳壺代表的是當時的流行趨勢。因為公元前5000年紅山文化時期的陶器還都是平底。到了公元前4000年后,平底筒形器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足器,如鬲、甗(讀yǎn)等青銅烹飪器,反映這一階段某些文化傳統的改變。

  除了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墓葬,北崴遺址還在附近的56個灰坑、7條灰溝,出土了大量的泥質灰陶、夾砂紅陶等遺物,器型有豆、盆、甕等。考古人員認為,這些是戰國至西漢早期的遺跡,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鐵器、少量的燕國刀幣、銅鏃、魚鉤、玉蠶形器等。

  從出土的石刀、紡輪、魚鉤、網墜、銅梭等物件,可以描繪出沈陽先民農耕漁獵的生活狀態:他們用石刀耕種、用紡輪織布,用魚鉤釣魚,用銅梭編織漁網。此次發現的魚鉤個頭超大,為銅質,殘長3厘米,彎鉤處直徑達8毫米。據此推斷,當時先民居住地的蒲河中有體形較大的魚,蒲河的水量也應該非常豐沛。

  “出土的一枚刀幣,應為燕國刀幣。”李樹義介紹,戰國時期,沈陽地區已納入戰國七雄之一燕國的統治范圍,隸屬燕國遼東襄平縣,燕國貨幣的流通,反映當地經濟貿易往來狀況。北崴遺址的這些新發現,豐富了新樂上層文化遺址的文化內涵,為研究戰國燕、秦及西漢在遼東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我們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能繼續發掘,揭開更多秘密。”李樹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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