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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全球治理70年:邁向新形勢下的再引領
2019年10月16日 08:59 來源:《國際觀察》2019年第5期 作者:劉宏松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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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經歷了從疏離到參與再到引領的變化。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是中國成為全球治理進程中的貢獻者和引領者的主要表現。通過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中國對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治理的指導理念,基于自身國內治理經驗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尋求全球治理體系的增量改進,借助有利的政治機會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是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獲得的成功經驗。受逆全球化浪潮影響,特朗普政府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中國方案以及整個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新形勢下,中國堅定地立足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理念,維護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持續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關鍵詞:全球治理 中國方案 中國外交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倡議

    作者簡介:劉宏松,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

    本文是2018 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 (項目編號:18ZDA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已經歷70年歷程。70年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和影響力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顯著拓展。作為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中國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中國方案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導理念,以在長期的經濟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發展出的治理經驗和治理理念為實踐基礎,對各類全球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并未融入由各領域國際機制構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在東西方對抗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對當時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機制持警惕甚至抵制態度,僅參與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些多邊外交活動。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認為聯合國是美國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和美蘇進行政治交易的場所,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制視為帝國主義的政治工具。《人民日報》1967年4月20日載文稱,“長期以來,聯合國一直是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是美蘇進行政治交易的場所……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在伙同美帝國主義建立國際憲兵‘聯合國部隊’問題上如此積極,又一次暴露了它與世界革命人民為敵的叛徒嘴臉。”1中國甚至提出聯合國“必須徹底改組”,主張“另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這一時期的特征是“社會主義革命年代的外交……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別,即它是一種斗爭大于合作、猜忌壓倒協調、對峙多于對話的關系,是‘造反者’對抗‘權勢者’的態勢。”2

  在聯合國維和議題上,由于1971年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長期阻礙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一時期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持全面否定態度,認為聯合國部隊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憲兵隊”而已。據國內學者統計,“通過對1949—1971年《人民日報》論述聯合國的2314篇文章進行內容分析發現,表達對聯合國不滿、譴責、批評態度的文章高達830篇,占政治類文章總數的38.18%。”3從其他相關報道也可以看出,該時期中國政府是非常敵視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即使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后,其抵制立場雖有所緩和,但拒絕和反對的基本立場并沒有實質性改變。例如,在聯合國維和費用攤款問題上,中國就強調這是少數大國操縱聯合國干涉別國內政造成的財政困難,認為這些費用攤款是“毫無道理”的,并聲明不承擔任何維和攤款義務。4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是中國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的起點。改革開放則是中國對國際機制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1986年3月第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中國支持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精神進行的各項工作,積極參加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開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活動,廣泛參加各種國際組織,開展積極的多邊外交活動,增進與各國在各領域的合作。”5這說明中國對待國際機制的態度從疏離和抵制轉向認可和支持。中國逐漸從各領域國際機制的“局外者”轉變為“局內者”。中國對待國際機制的態度也從疏離和抵制轉向認可和支持。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逐漸加入經濟、安全、環境等各個議題領域的國際機制。在經濟領域,中國于1980年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席位。在安全領域,1980年中國開始參加聯合國裁軍會議,1992年中國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1996年中國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在環境領域,1998年中國簽署了《京都議定書》,積極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此外,中國還就傳染病、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會議,簽署條約并履行義務。改革開放前的1977年,中國加入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有21個,到冷戰結束前的1989年增加到37個,非政府國際組織則由71個增加到677個,到1997年,兩者分別增加到52個和1163個;從參加的國際條約和國際協定看,1977年中國簽署或宣布承認的有45項,改革開放至冷戰結束112項,冷戰結束以后到2003年116項。6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以積極而審慎的態度支持符合“維和三原則”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2000年,中國先后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聯合國伊拉克—科威特觀察團”“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團”“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聯合國利比里亞觀察團”“聯合國塞拉利昂觀察團”和“聯合國塞拉利昂特派團”等多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軍事觀察員、軍事聯絡官和軍事顧問共522人次,派出工程兵部隊兩批800人次。7中國在聯合國維和領域的表現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全面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的標志,也是中國深度參與各領域國際機制建設和國際規則制定的起點。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使得中國有機會直接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建設者和貢獻者角色。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發揮了“促發展、求共識”的建設性作用,在管理機構程序、爭端解決機制、反傾銷規則等方面提出了多項改革倡議。在倡議行動中,中國主張世貿主旨規則應以更加符合基本原則的方式作出適當調整,不謀求對聯合倡議的主導,秉持促進發展和自由貿易的理念。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陷入經濟困境。為應對這場危機,西方發達國家決定在平等參與的基礎上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開展對話,將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G20)機制從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中國首次以塑造者、創始國和核心參與者身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全面參與G20框架下的國際經濟合作,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由此,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向有所作為、主動引領的方向發展。

  隨著中國深度融入全球治理體系以及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中國獲得了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引領性作用的歷史性機遇,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9月27日,中國領導人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承擔國際責任。”9在實踐層面,中國積極倡導對既有全球治理機制進行漸進式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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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宏松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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