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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被引文獻視角下中國經濟學70年的演變
2019年10月15日 10:05 來源:《區域經濟評論》2019年第5期 作者:李鋼 王程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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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對經濟學的研究離不開國度性這一前提。國家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單位;國家界定著特定地域內總體經濟矛盾的存在;國家又是政治對經濟制約作用的集中體現。因此,新中國的成立對于中國經濟學發展演變產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國的成立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為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中國的不斷發展使經濟學理論日漸豐富和成熟。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總體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經濟在曲折中前進,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則以世界矚目的速度迅猛發展。中國經濟學也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經演變,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制度和體制的現實土壤,而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演變又反映著中國經濟從百廢待興到穩步前進再到加速騰飛的歷程,中國經濟學在這一歷程中也日漸成熟。學術界一般認為一篇文獻的被引頻次可以從客觀上反映其學術價值,文獻的被引頻次越高,該文獻的學術價值也就越大,影響范圍就越廣泛。基于該現象,本文選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949—2018年的高頻被引文獻,試圖通過對這些文獻在數量、內容和出處方面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中國經濟學發展演變的方向和軌跡。 

    一、基于發表量的分析

  本文選取的文獻共計565篇,其中,新中國成立以后至改革開放之前(1949—1978年)的經濟類文獻數量僅為165篇,改革開放至今(1979—2018年)的經濟類文獻數量為400篇。由于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至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經濟類高頻被引文獻(下稱“高被引文獻”)篇數較少,因此,將對文獻發表量的統計分析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階段。 

  1.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的高被引文獻分析 

  第一,從每年篇數分布情況看。該時間段內,被納入樣本量的高被引文獻共計165篇。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某些年度的高被引文獻不足10篇的原因除了將非經濟類文獻剔除以外,是由于該年度的經濟類文獻發表量本身就偏低。其中,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經濟亟待復蘇,與之相對應,經濟類文獻的發表量寥寥無幾,高被引文獻數量為零。而1967—1976年,也出現了多次當年經濟類高被引文獻數量為零的現象。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經濟類高被引文獻篇數較低。 

  第二,從期刊來源分布來看。165篇文獻的期刊來源共有29種,其中發表量在兩篇及以上的(下稱“高被引期刊”)來源期刊有14種,這些期刊中,來自《經濟研究》的文獻共計71篇,比重高達43.03%;來自《中國金融》的文獻有24篇,占比14.55%;來自《地理學報》和《學術月刊》的文獻分別有12篇和11篇,占比分別為7.28%和6.67%。其中,來自《中國金融》的文獻集中于1950—1954年,5年內27篇高被引文獻中有23篇來自《中國金融》,而1950年、1951年和1954年的高被引文獻則全部出自《中國金融》。從1955年開始,高被引文獻的出處大部分開始轉向《經濟研究》,并且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為數不多的(10年共計20篇)經濟學文獻中,只有3篇出自《經濟研究》。 

  第三,從作者分布方面看。在165篇文獻中,排除作者不詳的15篇文獻,對余下的150篇文獻進行分析,發表篇數在兩篇及以上的作者(下稱“高被引作者”)共有5位。其中發表篇數最多的是平心(4篇),其余四位發表篇數均為兩篇。5位高被引作者中,除王蘭以外,其余四位均是來自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可見,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學人才培養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占有重要地位。 

  2.改革開放后(1979—2018年)的高被引文獻分析 

  第一,從期刊分布情況看。改革開放后的400篇高被引文獻共來自106種學術期刊,這些期刊既有如《經濟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等經濟類期刊,亦有如《地理學報》《科研管理》等非經濟類期刊。其中高被引文獻的發表量在兩篇及以上的期刊(高被引期刊)有34種。 

  在400篇文獻的來源期刊中,《經濟研究》所占比例高達34.75%,遠高于排名第二位的《會計研究》(所占比例為7.75%),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經濟研究》在高被引期刊中的地位亦無二致。可以發現,自1955年《經濟研究》創刊以來,便成為中國經濟學類高被引文獻的主要來源期刊,可見《經濟研究》在中國經濟學發展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重要作用可以通過1955年以來的高被引文獻中《經濟研究》所占比重的年度分布進行呈現。在1955年至2018年的64年中,來自《經濟研究》的高被引文獻占比在50%及以上的年數有31年,占比在30%及以上的年數高達44年。這足以說明,《經濟研究》在中國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非一般期刊所能及,并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學的前沿陣地就是《經濟研究》,在特定時期,從該期刊中便可預見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動向。 

  第二,從作者分布(第一作者)上看。在改革開放后的400篇文獻中,個人發表量在兩篇及以上的作者(高被引作者)共計44位,在這44位學者中有25位來自高校,15位來自科研機構,3位來自政府機構,1位來自企業。由此可以看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經濟學人才最主要的機構來源,亦是經濟學人才培養的主要基地,而且,來自政府和企業的學者必然也經歷了高校或科研機構的教育和培養。在這44位作者中,個人發表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為17位,其中有4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占比為23.5%;個人發表量為2篇的作者有27位,其中有5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占比為18.5%。因此,在改革開放后的高被引作者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量最多,而在經濟學人才培養的主要基地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占據最重要的地位。 

  3.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經濟學發展狀況匯總分析 

  從現代化建設方面來講,改革開放使中國現代化迎來了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飛躍;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來講,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注重物質文化需要到注重美好生活需要的偉大飛躍。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類文獻的發表量從1979年的4261篇增長至1987年的40404篇,增長率為848.23%。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前的高被引文獻數量為165篇,高被引期刊種類為14種,而改革開放后,高被引文獻數量為400篇,高被引期刊種類為106種。高被引文獻發表量在兩篇及以上的作者數,改革開放前是5位,改革開放后增加至44位。總體來看,改革開放極大地繁榮了中國經濟學,使中國經濟學有了更加豐富多樣的前沿陣地。同時,由于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國經濟學的人才儲備日益豐富,涌現出更多的經濟學研究者和更具權威性的經濟學家。 

  第一,從期刊分布方面來看。在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565篇高被引文獻中,刊載篇數在3篇及以上的期刊共計26種。這些期刊中,排名第一的是《經濟研究》,其刊載的高被引文獻篇數最多,為210篇,接近其余25種期刊的刊載量總和(221篇)。排名第二位的是《地理學報》,刊載的高被引文獻片數為33篇,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會計研究》和《中國金融》,刊載的高被引文獻篇數分別為31篇和24篇。 

  第二,從作者分布方面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65篇高被引文獻中,發表量在3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總計20位。高被引文獻個人發表量最多的作者是林毅夫,共8篇,排名第二的是周一星,個人發表量為5篇。在這20位作者中,有9位來自高校,9位來自科研院所,其余2位來自企業和政府機構。而在9位來自高校的作者中,來自北京大學的有3位,占比最高;在9位來自科研院所的作者中,有8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李鋼 王程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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