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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黑格爾與馬克思
2019年06月17日 07:14 來源:《哲學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吳曉明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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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辯證法長期以來被當作形式方法來理解,致使其基本性質、特征和意義陷入晦暗之中。擺脫這種境況,需要從根本上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開展出本體論基礎的研討。本文試圖就此闡明以下要點:(1)辯證法不是任何一種形式方法;形式方法只能滯留于“外部反思”的運用及其主觀主義的實質之中,從而表明其自身乃是形式主義的和反辯證法的。(2)黑格爾哲學立足于絕對者主體的自我活動,這一本體論立場在復活希臘辯證法的同時,決定性地重構了方法概念,并使方法成為實體性內容的自我展開過程。(3)在徹底摧毀“思辨神學”的本體論立場時,馬克思把辯證法重新建立在“實在主體”之自我活動的基礎之上;這樣的實在主體乃是既定的、具有實體性內容的社會,從而將其方法論揭示為“辯證法-唯物史觀-歷史科學”。只有通過本體論基礎的闡明,辯證法的實質和意義才突出地顯示出來,并由此形成對我們學術總體的積極動力。

  關鍵詞:辯證法/ 本體論/ 外部反思/ 實在主體/ 自我活動/

  作者簡介:吳曉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一個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別是《資本論》——的研究熱情普遍地高漲起來。這不僅與思想史主題上重建對馬克思學說的基本理解有關,而且尤其與闡說馬克思整個思想方法的時代意義有關。對于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資本論》的方法也就是辯證法。但是長期以來,辯證法——首先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卻很少得到真正的理解,它的根本性質、特征和意義似乎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晦暗中去了。恩格斯在1859年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寫書評時就看到了這一點,馬克思在1872年的《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也指出了這一點(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0、109頁),而我們在第二國際理論家和以盧卡奇為開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可以觀察到同樣的情形。為了從這種晦暗不明的而且實質上往往是誤入歧途的境況中擺脫出來,任何表面上的敷衍和綴補在這里都是無濟于事的(如此這般的做法絕不少見,但卻只不過意味著愈益濃重的晦暗而已),而必須從根本上對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加以澄清。我們正是為此而要求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開展出本體論探討的,盡管這篇論文作為開端只能揭示其若干要點罷了。

  自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來,直到黑格爾和馬克思,辯證法在本體論(ontology,或譯存在論)上最一般也最基本的意義是表示:事物的自身運動,或事物自身顯現出來。對于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來說,作為對話或交談的辯證法意味著:在各種紛亂和對立的意見中使事物自身顯露出來;因而辯證法乃是一門通過追問而使不恰當的意見自行解體的藝術,并因而是使事物自身——“由自身而來的在場者”——得以顯現的藝術。對于黑格爾和馬克思來說,辯證法在本體論上同樣意味著事物的自身運動,而這種自身運動在近代思想的背景下被把握為“客觀的”進程,用我們經常使用的術語來說,事物的自身運動之所以是客觀的,因為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作為邏各斯事件的辯證法對于希臘人并非一種完全由思想指引的運動,而是一種可被思想經驗的事物本身的運動。雖然這聽起來像是黑格爾的話,但這并不說明是一種錯誤的現代化,而是證明了一種歷史的聯系。黑格爾在我們所標志的近代思想的情況下有意采納了希臘辯證法的范式。”(伽達默爾,1999年,第588頁)伽達默爾試圖表明這種歷史聯系對于理解辯證法來說具有關鍵意義:如果說問題在于理解事物進程中的“超主體的力量”(即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見或意志為轉移的力量),那么希臘辯證法的范式就在某種程度上是優越的,“因為我們深深地陷入了主觀主義的困境中”。(同上)

  在理解辯證法——特別是馬克思的辯證法——時,這種主觀主義的困境尤為突出。它最為清晰也最為緊張地表現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當這部以“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為副標題的著作對“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展開大規模的抨擊時,其全部思想內容正是圍繞著馬克思辯證法這個樞軸來轉動的:就像這部著作的主旨在于闡揚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一樣,它在學術上引人注目地依循“馬克思直接銜接著黑格爾”這一問題來制訂方向,并且最終將現時代的社會-歷史進程把握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辯證法——即成為歷史之“同一的主體-客體”。無論這部巨著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無論它對當代的思想和學術產生了多么深遠的影響,也無論它多么突出并且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對于異化的普遍“心態”,卻還是在辯證法這個根本主題上,陷入主觀主義的困境之中。盧卡奇在1976年新版序言中的自我批評決沒有言過其實:《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概念“實踐”——它牽涉到馬克思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表現為一種“夸張的高調”,并因而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直觀”之中。

  如果說這種“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在政治上更接近于當時在共產主義左派中流行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那么,它在哲學上的要害正在于將“實踐”等同于“被賦予的”(zugerechnet)意識。(參見盧卡奇,第12-13頁)以此為本體論基礎的辯證法在將無產階級看作歷史之同一的主體-客體時達到了主觀主義的頂點;在這個頂點上的“同一”并不比純粹形而上學的構造更真實,也沒有實現對唯心主義體系的克服,而是變成了一種“想比黑格爾更加黑格爾的嘗試”。這種嘗試意味著:第一,“大膽地凌駕于一切現實之上”;第二,革命的實踐變成了“費希特主義的行動主義”。(同上,第17-18頁)無論如何必須注意到:盧卡奇在這個1976年的序言中提到了“當前關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提到了他1918-1930年著作的“試驗性質”,并且這樣寫道:“由于今天對應該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的和持久的內容和永久性的方法還極不確定,理智的誠實要求我明確說明這一點。”(盧卡奇,第1頁)

  如果說在盧卡奇的辯證法闡述中其主觀主義困境是昭彰顯著的,那么,辯證法的理解在其他學者——一般學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中間,情形復又如何呢?在這里,我們遇到了關于辯證法的最為流行的理解方案,事實上也是長期以來始終占主導地位并且支配著關于辯證法的各種操作、想象和評價的理解方案。這種理解的核心在于:辯證法乃是一種形式方法。作為形式方法,辯證法也就是一種類似于在知性科學中盛行的所謂“科學方法論主義”的那種方法。雖說二者在原則及表述上有差別——例如辯證法強調變化的、發展的和聯系的觀點,但其方法論性質卻是相同的:它們都表現為一系列的規律、法則、范疇和范疇聯系,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純形式的,也就是說,是與內容分離的;并且正因為與內容完全分離,方法才使自身成立為方法,也就是說,它作為純形式的方法因而才能被無限制地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把辯證法當作形式方法來理解看來不僅符合現代性知識的普遍規則,而且似乎徹底擺脫了辯證法可能會陷入進去的主觀主義困境(我們在盧卡奇那里看到這樣的困境)。知性科學的方法即形式方法難道不是像牛頓力學的規律一樣是客觀的嗎?與知性科學方法在性質上同一的辯證法難道因此不是同樣擺脫了一切主觀性的干擾并因而是客觀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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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吳曉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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