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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轉向與文學研究
2020年02月29日 21:47 來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汪正龍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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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語言轉向從兩個層面推進了文學研究, 一是促使文學研究的重心轉向文本自身, 產生了獨立的文學科學, 二是把文學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學, 完成了對文學的擴容, 形成了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整合, 借助語言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對人文科學的嫁接與滲透。

  關鍵詞:語言轉向;文學研究;語言學;分析哲學;跨學科整合

  作者簡介:汪正龍,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學博士, 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西方美學研究。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項目:17YJC752016。

 

  20世紀以來, 人文科學領域發生了語言轉向, 語言轉向引起了文學研究的范式革命, 并且實現了對人文科學領域的跨學科整合, 形成了大“文學”觀念與大“文學”研究。我們準備對此做一簡要考察。

  一、語言轉向與文學研究的范式革命

  1967年, 美國哲學家羅蒂在其所編的《語言轉向———哲學方法論文集》 (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中首先提出“語言轉向”這一說法, 后為人們廣泛接受。雖然羅蒂所說的語言轉向主要指的是以羅素、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等人為代表的語言分析哲學———他們這些人把哲學從傳統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研究轉向了語言分析, 但是, 廣義的語言轉向事實上還包括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以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以及以巴爾特、德里達等人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對語言的重視。這股思潮對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荷蘭歷史學家安克斯密特所說的, “語言轉向和文學理論都強調語言不僅僅是‘自然之鏡’, 我們的所有認識及關于實在的語言表現都帶有它們由之形成的語言中介的印跡”[1]66。

  人們常常把語言轉向在人文科學包括文學研究領域引發的革命與康德在哲學領域中開辟的認識論轉向在哲學領域引發的革命相提并論:“對當代哲學家來說, 語言分析的重要性就如同知性范疇分析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正是由于這種明顯的類同, 人們經常指出, 當代語言哲學可以被看作是兩個世紀之前由康德開創的先驗論綱領的新的和更富有成果的階段。”[2]2如同在康德那里, 知性使感性直觀得以可能, 同樣, 文學研究突顯語言對思想的優先性, 也改變了文學理論的提問方式和知識形態。

  長期以來, 人們習慣于把語言視為反映世界、表達思想的透明中介, 即“認為思想或觀念反映事物, 而語言是思想或觀念的外在表達符號或工具, 語言的優缺點就在于它們是否準確地表達了思想或觀念”[3]2。20世紀以來, 哲學界拋棄了工具論的語言觀, 而從生存論甚至意義追問的高度看待語言。伽達默爾說, “語言不是供我們使用的一種工具, 一種作為手段的裝置, 而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要素”[4]44。語言轉向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思維方式方面, 即對先前工具論語言觀的反叛和對語言建構功能的重視。

  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提出了能指與所指、語言和言語、歷時性與共時性、橫組合和縱聚合四個二項對立, 把語言學變成了獨立的學科, 凸顯了語言的建構潛能, 推動了形式主義文論以語言為切入點、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研究, 用俄國形式主義者自己的話說, 就是致力于文學“內部規律”的研究。這也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科學的創立。“直到專門的文學研究建立以后, 文學區別于其他文字的特征問題才提出來了”[5]30。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進一步注意到話語陳述中主體的分化與轉變。他認為, 人在語言中并通過語言建立主體性, 但是這個主體性是交互與轉化的, “自我的意識只有經過比照才成為可能。我只有在與某個人說話的時候才會說‘我’, 而那個人在我的言說中將成為‘你’。正是這種對話的條件構成著人稱, 因為它意味著反過來當對方自稱為‘我’的時候, 我便在他的言說中變成‘你’。我們由此看到一條原則, 其影響會波及到各個方面。語言之所以成為可能, 正是因為每個說話人都自立為主體并同時在言語中將其自身稱為‘我’。基于這一事實, ‘我’預定著另一個人稱, 它無論怎樣外在于‘我自己’, 都成為我的回聲, 我對這一回聲說‘你’, 它對我說‘你’”[6]294。結構主義敘事學研究從本維尼斯特的研究中受到啟發。例如, 熱奈特認為, 鑒于敘事作品的功能從根本上說是講述一個故事, 嚴格說來, 它唯一的代表性語式只能是直陳式, 它必定會根據某個觀察點去講述故事。因此單獨研究人稱沒有意義, 他提出要從觀察點而不是從誰是敘述者來看待敘述角度問題[7]129~133。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論中引入了語言維度并把兒童的“鏡像階段”視為主體形成的重要時期, “在這個模式中, 我突進成一種首要的形式。以后, 在與他人的認同過程的辯證關系中, 我才客觀化;以后, 語言才給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體功能”[8]90。進入象征界的主體接受符號律令和父法閹割, 并在與他者的關系中完成象征性認同, 與他者形成主體間性。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過程中的主體”概念, 女性生活在男權制體制、話語與秩序之中, “對過程中的主體來說, 婦女代表那個異質的存在, 它加倍統一又將其分離……它總是而且已經是社會的或反社會的, 因為它是否定性, 是意義生產的過程, 是與他者相關的”[9]138~140。可見, 語言學轉向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 推動了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從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

  在語言建構論的影響之下, 人們的文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傳統的模仿論、再現論動搖了。眾所周知, 語言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卡爾·波普曾經有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學藝術世界“三個世界”的劃分。他認為第三世界———文學藝術世界可以脫離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存在, “盡管第三世界是我們創造的, 但它基本上是自主的”[10]127。三個世界的劃分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說法實際上彰顯了語言所構筑的世界的獨立性。推及到文學領域, 人們不再把語言看作是對外部世界的描述和反映, 而把文學看作是一個自足的語言系統。英加登說, “如果把‘真實’理解為一個行使判斷功能的真實的語句的純意向性對應物, 那么它的比喻性和意思的變化就大得多。如果把‘真實’理解為這類語句反映的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的狀況, 那就根本不能用‘真實’這個常用的語詞。不論在什么情況下, 都不能很適當地說出如何把真實用在文學的藝術作品中, 或者用在每個作為這個作品的組成部分的語句中”[11]292。法國學者貝西埃也說, “文學作品無疑是言語和陳述, 它自然承載著信息, 無疑也蘊涵著理解。只有當作品拆解阻止言語成為展現的因素時, 它才成為明顯的展現, 把信息、陳述和理解結合在一起。它使信息和陳述成為某種二元性, 并在兩者的悖論性差異的標志下建構它們”[12]16。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越來越重視語言本身對于文學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反思作用。正如托多羅夫所說, 雖然“摹仿的觀點保留了下來, 但是它的位置不再是介于有限產品的作品與世界之間;現在它處于生產活動之中, 彼處是宏觀的宇宙, 此處是微觀的宇宙, 然而不必一定在結果中有相似性。要求每個宇宙的是其創造的內在的嚴密性, 而不是與非己事物的對應性”[13]71。

  二、語言轉向對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整合與“文學”的擴容

  語言轉向及其深化發展深刻地改變了文學研究的版圖:語言分析由哲學領域波及到文學、歷史等領域, 又反過來把文學研究的范式推及歷史、哲學、宗教、理論研究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文學成為整合各門人文科學的調節機制。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從語言學轉向視野下關于游戲、敘事、隱喻、虛構、反諷等的討論中獲得了啟示, 試圖從文學研究中尋找革新本學科理論基礎、構筑新的知識形態的契機。

  從哲學領域看, 利奧塔爾、德里達、羅蒂等人的哲學研究借鑒了文學文化。利奧塔爾提出“宏大敘事”的概念, 指社會政治歷史中具有主題性、目的性和完滿性的設想, 并指出, 只要科學研究“希望自己的陳述是真理, 只要它無法依靠自身使這種真理合法化, 那么借助敘事就是不可避免的”[14]60。在德里達那里, 文學性變成了各門人文科學話語的共性。例如, 德里達認為, 哲學離不開隱喻,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充斥著隱喻, 是“有規則的語義消失, 源始意義的不斷損耗”[15]228。在德里達眼中, 隱喻的使用不僅是對詩與哲學對立的消解, 也瓦解了邏各斯中心主義, “隱喻體現了能指與所指在觀念秩序與事物秩序中的相互關系。……不存在先于隱喻的原義”[16]401。在歷史領域, 懷特借助俄國形式主義“故事”和“情節”概念的二分法, 將歷史記述分為代表事件時間順序排列的“編年史”及話語重組和再現事件的“故事”。從編年史到故事的建構, 就是敘事賦予事件意義的過程, 因而懷特特別看重歷史敘事的形式, “一種特定的歷史情形應該如何進行塑造, 這取決于歷史學家在把一種特殊的情節結構和一組他希望賦予某種特殊意義的歷史事件加以匹配時的微妙把握”[17]93。在懷特看來, 歷史學家總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貶低另外一些事件, 描述特征、重復主體、改變格調視角、轉換描述策略等, 這些都是文學作品如小說和戲劇情節編排中常用的技巧。所以懷特認為歷史是詩性的行為, 是一種文學性的活動, “本質上尤其是語言學的”[18]35。這樣一來, 俄國形式主義通過區分日常語言與文學語言形成的以文學性為標志的純文學觀, 演變為以詩性、隱喻、修辭等為標志的大“文學”觀, 造成了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敘事轉向、文學轉向, 用大衛·辛普森的話說, 即人文科學甚至社會科學“講故事的轉向與‘文學’的擴容”[19]22。

  哲學家看重文學, 因為文學話語具有述行能力。維特根斯坦晚年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語言游戲”論和“生活形式”論。他指出, “‘語言游戲’一詞是為了強調一個事實, 即講語言是一種活動的組成部分, 或者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20]19。他舉的例子就包含了與藝術創作活動有關的“編故事”、“演戲”、“唱歌”、“編笑話”等等。在維特根斯坦眼中, 語言活動是一種重要的生活形式。朗西埃也說, “民主事實上并不是一個通過權力的不同分配與其他體制區別開來的制度。它被更深層次地定義為有形物的既定分配, 其場所 (lieux) 的特殊再分配。這種再分配的原則, 正是孤兒文學無拘無束的體制, 我們可以稱其為文學性。民主是書寫的體制, 在該制度中, 文學的倒錯與集體的規則相統一”[21]89。從文學批評家這邊來說, 哲學語言與文學語言共同具有的修辭性特征無疑是一個方面, “哲學家的術語中充滿了隱喻”[22]88, “一切的哲學, 以其依賴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說, 都被宣告為是文學的, 而且, 就這一問題的內含來說, 一切的文學, 在某種程度上說, 又都是哲學的”[22]92, 但是文學話語的述行性也很重要, “文學的世界允許我把重心放在修辭結構、省略以及隱喻的精煉上, 并允許我思考文學閱讀和政治困境之間有什么可能的聯系”[23]248。

  再來看文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互動。安克斯密特承認, “就語言轉向與文學理論對史學理論來說肯定意味著什么而論, 這里肯定存在著共同的基礎”[1]69, “文學理論對史學文本的分析可以是很有用的工具———依此, 它目前被正確地理解為歷史編纂者主要的輔助性學科”[1]77。這里所說的“共同的基礎”, 主要是指文學與歷史都涉及語言、敘事等問題。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文學和哲學都與語言或形式有關, 進而把歷史視為語言和敘事活動的一部分, “鑒于語言提供了多種多樣建構對象并將對象定型成某種想象或概念的方式, 史學家便可以在諸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 用它們將一系列事件情節化以顯示不同的意義。……近來的‘回歸敘事’表明, 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地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歷史處理”[18]中譯本前言4~5。反過來, 文學研究借鑒歷史及歷史理論也成為風氣, “近來在批評理論領域中最為常見的一些主題之一就是呼吁批評以及文學理論與歷史關聯起來, 因為它們顯然已經攜帶著自身所有的歷史, 介入到了社會以及政治領域當中”[24]90。例如, 巴爾特否認歷史事實的存在, 把歷史視為一種話語, 認為“歷史‘事實’這一概念在各個時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 因而“歷史學家與其說是在搜集事實, 不如說是在搜集‘能指’……歷史話語大概是針對著實際上永遠不可能達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種話語”[25]93。這其實是在借用歷史研究闡發他的文學理論。因而, “后現代理論和藝術目前所質疑的正是文學和歷史的分離, 而且近來對歷史和小說的評判性閱讀更多地集中在這兩種寫作方式的共同點上。人們認為它們的力量更多地來源于其逼真性, 而不是客觀真實性;它們都被認定為語言建構之物”[26]141~142。美國解構批評家布魯姆甚至把理論研究、宗教等文化現象都視為一種文學文本, 因為它們都是創造性想象的產物, “文學即是宗教, 宗教也是文學”[27]。文學批評家們透過歷史的敘事性與文學、宗教的想象性, 重新審視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宗教等等的關系, 進而延伸了文學的邊界。

  綜上所述, 語言轉向從兩個層面推進了文學研究, 或者說導致了兩個后果:在第一個階段促使文學研究的重心從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研究轉向文本自身或內部規律的研究, 產生了獨立的文學科學、文學研究;接下來把文學研究的范式推及到各門人文科學, 完成了對文學的擴容, 形成了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整合, 借助語言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對人文科學的嫁接與滲透, 即一種包容了語言、想象、詩性、敘事、修辭與行為的大“文學”觀念對文學、歷史、哲學等的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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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汪正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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