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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李波:呂思勉與中國通史編撰
2019年04月05日 09:00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1期 作者:李波 字號
關鍵詞:中國通史;治學思想;歷史寫作

內容摘要:本文將呂思勉著通史置于20世紀上半期中國通史編撰的整體發展過程之中,從通史編撰與專精研究、治史宗旨與撰述風格、研撰方法與中西之學三個層面進行探討,冀以展現作者的通史撰述風格,衡量其通史著述的學術價值。一通史編撰與專精研究呂著中國通史當年發行量很大,在學界中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呂思勉的這番褒獎中含有批評的話語,既道出了師生二人學術研究關切層面的不同,也反映出他們在通史編撰宗旨上的歧異。當年童書業曾經把呂著《中國通史》與錢著《國史大綱》并論,稱之為通史界的兩部杰作,“呂著長于社會文化的敘述,錢著則長于國史大勢的認識”。他憑借“通人之學”的根柢研治史學,重視通史的研究與編撰,先后編撰成多種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的完整通史。

關鍵詞:中國通史;治學思想;歷史寫作

作者簡介:

  本文將呂思勉著通史置于20世紀上半期中國通史編撰的整體發展過程之中,從通史編撰與專精研究、治史宗旨與撰述風格、研撰方法與中西之學三個層面進行探討,冀以展現作者的通史撰述風格,衡量其通史著述的學術價值。

  一 通史編撰與專精研究

  呂著中國通史當年發行量很大,在學界中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嚴耕望非常推崇呂思勉的史學成就,把他與陳寅恪、陳垣、錢穆并稱近代史學四大家,但若論在民國學術界的聲光,呂思勉卻不及其他三位。他分析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學風尚“重視仄而專的深入研究與提出新問題,發揮新意見”,而呂思勉治學風格“屬于博贍一途,故不免為一般人所低估”。

  自新史學興起以來,運用新觀念、新方法編撰適合時代需要的中國通史,得到了一大批學者的重視和倡導。而在近代史學界中,號召編撰新史最積極和影響最大的學者,無疑當推梁啟超。呂思勉在治學上曾深受梁啟超的影響,可以認為,梁啟超關于新史編撰的諸多理念和構想,在呂著通史中得到了具體的貫徹實踐與完善發展。早在1921年《整理舊籍之方法》一文中,呂思勉就闡述過關于學術研究通與專的看法,他清楚地認識到近代學術的趨勢已經“由混而趨于析”,不過,他又特別地強調說:“今后研究學問,固重在分科,但關于全般之知識,亦極關重要。所謂由博返約,實為研究學問之要訣。未博而先言約,則陋而已矣。”呂思勉雖然充分認識到專精研究的必要,但同時仍舊看重通史的價值。

  呂氏史著可以說是努力按其“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觀其通”的原則編撰而成的。呂思勉治學雖然以博贍著稱,但他在專史研究上也下過很深的功夫,不僅發表過大量專題論文,而且撰寫了大批專史著作。他在諸項專史研究上的成就為其通史研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普及歷史知識而言,通史和斷代史有專題研究所無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呂思勉出版《白話本國史》,書中既有重要歷史事實的敘述,又有必要的考據和議論”,很能夠說明“著史”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二 治史宗旨與撰述風格

  在20世紀的新史家看來,傳統史書“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已經落伍于時代的需求,新時代需要以新觀念、新方法所寫出的史書。1900年章太炎擬成《中國通史略例》,提出:“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各異。”20世紀上半期中國通史編撰的整體情形,大致因應了章太炎最初的創議,各書的作者分別以其所秉持的治史宗旨“取義明志,事次文篇”,使這一時期的通史之作,一方面質量與水平參差不齊,另一方面則個性突出、風格鮮明。

  編撰中國通史向來被學者視為一項困難的事業。對于20世紀初以來的新式通史,無論眾纂還是獨撰,能否經受得起讀者的考驗,是否具有長久的學術生命力,當年呂思勉曾經不無擔心。

  錢穆是呂思勉的早年弟子,所撰《國史大綱》在近代通史著作中,可謂自成一種風格。該書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闡其精微而棄糟粕于不論,通其大體而置細節于不顧”。對于錢穆的學術,呂思勉本人還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現在的學者中,我覺得錢賓四先生氣象頗有可觀;唯覺他太重視了政治方面,而于社會畸輕,規模微嫌狹隘而已。”呂思勉的這番褒獎中含有批評的話語,既道出了師生二人學術研究關切層面的不同,也反映出他們在通史編撰宗旨上的歧異。

  呂思勉認為,近代史學家的治史宗旨“就是‘再造已往’。何謂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時代,雖然已往了,我們卻要綜合各方面,使其時代的情形,大略復見于眼前”。他認為,研究歷史就要研究社會的一般情形。呂思勉治史眼光向下,措意民生日用與基層生活,這在呂著通史所設農工商業、財產、錢幣、飲食、衣服、住行、婚姻、宗族、階級等章節內容中能夠體現出來。

  當年童書業曾經把呂著《中國通史》與錢著《國史大綱》并論,稱之為通史界的兩部杰作,“呂著長于社會文化的敘述,錢著則長于國史大勢的認識”。呂思勉以一人之力,上迄先秦下至近世,通過對各種材料系統地整理考訂,撰成多部通史與斷代史,確屬不易。呂思勉為人不騖聲名、恭勤不怠,為文下筆謹慎、忌發空論。呂氏史著行文中多見曉之以理,少有動之以情,這種周贍綿密、平實冷峻的著述風格,大概很難如錢穆的《國史大綱》那般在學界引發一時的轟動效應。

  三 研撰方法與中西之學

  20世紀上半期正值中國新舊史學轉型的關鍵時期,呂著中國通史的研究方法與撰述體制,正反映出在學術轉型時代傳統和近代的沖突與傳承、中學和西學的碰撞與融合。

  在研究方法上,呂思勉既注意汲取近代的各種科學知識,又繼承了傳統的考據之學。他在《白話本國史》緒論中提出,現在研究史學,有兩件事情,最應當注意的。其一,“要有科學的眼光”,是主張采用近代科學的知識和方法研究歷史,撰寫史書。他認為現在研究歷史,應該特別注意社會學、考古學、地理學、文學(包括訓詁、文法等)等學科的知識,并須掌握社會進化、唯物史觀等觀念。其二,“要懂得考據之學”,是主張采用傳統的歷史考據學。對此,呂思勉強調:“必須懂得這一種方法,一切書才都可以讀,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呂思勉繼承了清代學者讀書做札記的治學方法,他的多部史著是以讀書札記為基礎編寫成的。

  在編撰體制上,呂思勉通過融會古今中外的史書撰述方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呂著通史體制。前期所編撰的通史,如《白話本國史》《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等,是按照分期把全書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現代五個篇章,依次講述。這種直接搬用域外史書體制的做法,后來不斷遭到學者的非議,呂思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他并不反對研究通史采用分期的方法,但特別強調要依據中國歷史的實際情形劃分時期。后期編撰的史書,放棄了此前按照歷史分期編排章節的做法,而是把全書分成“社會文化”與“政治沿革”兩大部分。呂著《中國通史》把研究的范圍“大加擴充”,其對傳統史書的內容體制可謂既有繼承,更有發展。

  呂思勉治學領域廣泛、規模宏大,新舊兼具、古今貫通,他認同并且實踐的是一條由博返約、自專趨通的學術道路,注重學術的積累之功,從基礎逐步做起,厚積薄發、博觀約取。他憑借“通人之學”的根柢研治史學,重視通史的研究與編撰,先后編撰成多種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的完整通史。這一切對當下中國通史的研究與編撰應不無啟發與借鑒價值。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呂思勉與民國史學”(項目編號:14YJC770017)

  (作者單位:山東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崔蕊滿/摘)

作者簡介

姓名:李波 工作單位:山東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課題: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呂思勉與民國史學”(項目編號:14YJC770017)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田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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