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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新弘 王校楠:西方馬克思學興起與發展的內在邏輯
2019年04月04日 09:24 來源:《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叢》 作者:李靖新弘 王校楠 字號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內在邏輯;發展

內容摘要:盡管作為概念的“馬克思學”(Marxologie)一詞在1959年才出現,但在這一概念出現之前西方學界就出現了以馬克思的生平事跡、著作版本和文本思想為主要對象的專門性研究。從源頭探討馬克思學興起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僅有助于重新審視蘇東學者為西方馬克思學勾畫的臉譜,而且能夠為當代中國馬克思研究提供一面“他者之鏡”。一、西方馬克思學三個部分之間的互動拋開呂貝爾創立“馬克思學”(Marxologie)這一概念時的意思,現在廣泛被接受的“馬克思學”(Marxologie)一詞從構詞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是中性的。二、西方馬克思學三種立場的互動國內一些學者將馬克思學研究視為西方學者基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展開的扭曲和攻擊。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內在邏輯;發展

作者簡介:

  盡管作為概念的“馬克思學” (Marxologie) 一詞在1959年才出現 , 但在這一概念出現之前西方學界就出現了以馬克思的生平事跡、著作版本和文本思想為主要對象的專門性研究。受到蘇東學者影響, 國內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僅在批判意義上理解呂貝爾1959年的新造詞Marxologie, 把“馬克思學”理解為一種專門扭曲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謬論。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國內學界都無意識地從歷史事件等外部因素來分析馬克思學興起與發展的原因, 強調“馬克思學”是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中的學者們打著“客觀”“公正”旗號以攻擊馬克思主義并企圖扭轉社會主義航向的一種意識形態工具。不容否認, 冷戰、學工運動確實在西方馬克思學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 能使西方馬克思學不斷深化的因素絕不是間斷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而是連續的、內在的固有因素。從源頭探討馬克思學興起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僅有助于重新審視蘇東學者為西方馬克思學勾畫的臉譜, 而且能夠為當代中國馬克思研究提供一面“他者之鏡”。

  一、西方馬克思學三個部分之間的互動

  拋開呂貝爾創立“馬克思學” (Marxologie) 這一概念時的意思, 現在廣泛被接受的“馬克思學” (Marxologie) 一詞從構詞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是中性的。就這一角度而言, 馬克思學即以馬克思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具體而言, 這種馬克思學研究內部包含“生平事跡”、“著作版本”和“思想解讀”三個部分。三個部分的互動內在地推動著西方馬克思學的興起和發展。

  “思想解讀”是早期馬克思研究者們的原初目的。然而, 19世紀末20世紀初, 馬克思傳記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對馬克思本人的了解。早在1896年, 從英國移民到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約翰·斯巴哥就意識到馬克思傳記的缺失使得無論是馬克思的追隨者還是反對者對馬克思本人都知之甚少, 即使是那些狂熱地研究過馬克思著作的追隨者們對馬克思本人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缺乏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歷史脈絡和現實背景的了解, 就難以對馬克思的文本本身做出準確的解讀。此外, 馬克思著作 (含譯文) 的缺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學者對馬克思思想進行闡發的難度。缺乏可靠的文本文獻, 就難以在解釋馬克思思想的工作中取得進展。英語世界對馬克思的解讀相比于德語世界“滯后了近一代人的時間”。雖然這種滯后的出現與英國的經驗論傳統有關, 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英語世界讀者一直沒能窺探到馬克思著作的全貌。因此, 20世紀上半葉英語世界讀者對馬克思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革命家”和“經濟學家”上。由此可見, “思想闡發”呼喚研究馬克思生平事跡的“傳記學”和聚焦馬克思著作版本的“版本學”研究。事實上, 早在1911年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和當時流亡歐洲的梁贊諾夫就意識到系統地整理和出版一套科學完整的馬克思著作全集 (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的重要性, 向德國社會民主黨提交了一份稱為“維也納出版計劃”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的設想。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和梁贊諾夫的構想并沒有在維也納實現, 以“維也納出版計劃”為實質內涵的編輯活動沉寂了十年后在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開啟。十月革命后, 在列寧的支持下, 蘇聯收購和復制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書信。通過和伯恩斯坦反復周旋, 梁贊諾夫從伯恩斯坦手中獲得了大量手稿的照片, 其中包含被馬克思戲稱為“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的手稿, 梁贊諾夫稱使之重見天日。這些內容后來體現在梁贊諾夫主持編輯的MEGA1中。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恩格斯給妹妹的信”為代表的馬克思恩格斯未刊手稿、書信的公開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界解讀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新的資源。

  20世紀30年代, 圍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展開的馬克思早期思想解讀和討論, 正是由MEGA1這一版本學成果激發的。例如,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第ⅩⅩⅩⅨ頁發現的“序言” (Vorrede) 中, 馬克思明確地提到自己受赫斯《二十一印張》的影響, 這就激發了西方馬克思學研究者對馬克思和赫斯關系的關注。美國學者悉尼·胡克、法國學者科爾鈕、德國學者門克、英國學者麥克萊倫之所以對“馬克思-赫斯關系”有所關注 , 在很大程度上都根植于“序言”這個“藥引子”。同樣, 在《馬克思“經濟學”史》中, 呂貝爾堅持認為馬克思受蒲魯東經濟學思想影響, 這一觀點也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序言”密切相關。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公開問世, 更是使得西方學者驚奇地發現了一個有別于以往宣傳者們口中的那個“革命的馬克思”, 他們看到了一個迥然不同的馬克思。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一時間成為西方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朗茲胡特、邁耶爾試圖用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來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阿爾都塞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斷裂說”以否定馬克思思想的連續性。盡管這些結論難以被我們接受, 甚至是一種謬誤, 但是不容否認, 文本狀況的改變使得這些西方學者依靠新文本解讀馬克思成為可能, 也為其他學者通過同樣的方式找出“證否”他們的結論提供了可能性。例如, 劉易斯、康福思、格雷等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就同樣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本解讀批判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本主義解釋, 并且譴責了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結構主義的哲學-社會學。

  此外, 版本學、傳記學的成果對“思想闡發”的反作用還通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工作體現出來。《馬克思早期著作》《馬克思的基本著作》《馬克思早期文選》等選集相繼問世就使得英語世界讀者有機會接觸到馬克思的重要文本。 而1975年開始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簡稱MECW) , 更是使得英語世界研究者們看到許多未刊手稿和書信, 青年馬克思的許多著作和書信第一次全文展現在英語讀者面前。與此同時, 英譯本的發行和傳播還影響著其他語言世界馬克思學的研究。法國學者埃米爾·波提且利1962年翻譯并出版的第一個完整的法文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部分參考了1959年出版的英文本。阿爾都塞對這一譯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認為它向法國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研究對象”, 是著作界和評論界“了不起的大事” 。

  自20世紀70年代MEGA2陸續出版以來, 西方學界基于MEGA2的新一輪解讀正如火如荼地逐漸展開, 并且已經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解讀成果。卡弗、萊文、費徹爾等當代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的研究成果都以MEGA2為基礎。而MEGA的編者也在編輯過程中不斷調整編排, 使之更為客觀地展示馬克思思想原貌。例如, MEGA2/Ⅳ/2的編者把MEGA1/I/3編者認定的9冊《巴黎筆記本》縮減為7冊, 但是沒有給出把編號為B22和B26的兩冊筆記排除在外的理由。 而1998年出版的MEGA2/Ⅳ/3卻依據更為細致的考證, 將被MEGA2/Ⅳ/2編者們排除的3冊重新認定為《巴黎筆記本》, 恢復了《巴黎筆記本》共9冊這一結論, 并且給出了細致可靠的理由。 這種看似無趣的工作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復, 而是版本學考證者們精益求精的結果。

  由此可見, 以MECW、MEW、MEGA1、MEGA2為代表的版本學成果毫無疑問為解讀馬克思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但是, 越來越多的版本學成果在極大地方便研究者進行思想解讀的同時也客觀地要求研究者們以更為嚴肅的態度面向馬克思學本身。例如,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其“摘錄筆記本”寫作次序這一問題上, 尤根·羅揚 (Jürgen Rojahn) 從早年質疑陶伯特 (Inge Taubert) 到近年逐漸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 轉而贊成陶伯特的主張, 就體現了羅揚在馬克思研究中秉承的嚴肅態度。

  二、西方馬克思學三種立場的互動

  國內一些學者將馬克思學研究視為西方學者基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展開的扭曲和攻擊。事實上, 西方馬克思學從濫觴之初就不是一個有統一立場和觀點的“學派”或“流派”, 諸多西方馬克思學學者之間既沒有共同的理論基礎, 也沒有相同的研究范式。在任何一個馬克思學話題的討論中, 都沒有出現一邊倒的統一結論。國內部分學者試著對這些非同一的馬克思學研究進行過類型學區分, 然而, 如果從學者的立場以及研究成果呈現的面相來看, 無論是“正統”的還是“非正統”的馬克思學研究都可以歸納為贊賞支持型、敵視反對型和客觀中立型三種類型。基于這三種立場的馬克思學研究成果相互影響, 論戰式地推動著馬克思學的興起與發展。

  三種立場的馬克思學研究成果的相互作用最為明顯地體現在馬克思傳記寫作方面。以傳記寫作情況為例, 不難窺見這種論戰式互動推動馬克思學發展的事實。與三種立場相對應, 馬克思傳記寫作也呈現三種類型的傳記, 即贊賞同情馬克思的傳記、玷污敵視馬克思的傳記以及相對客觀描述馬克思的傳記。

  1892年, 恩格斯曾在《馬克思, 亨利希·卡爾》一文中批判當時歐洲各國出版的馬克思傳記“大多都是錯誤滿篇”。在恩格斯看來, 當時市面上可見的傳記中唯一可靠的作品只有自己應威·白拉克的邀請寫作并于1878年發表在《人民歷書》上的短文《卡爾·馬克思》。因此, 在某種意義上, 恩格斯寫作馬克思傳記恰恰是為了回擊當時市面上那些甚囂塵上的誤解。恩格斯以降, 包括李卜克內西、梅林等人的傳記都帶有明顯的贊賞立場, 偉人馬克思在他們的傳記中被逐漸塑造起來。在這類學者的馬克思傳記中, 馬克思被描繪成一種普羅米修斯式拯救世界的“神”。例如, 約翰·斯巴哥就別出心裁地描繪了馬克思在專研之余與其他流浪者在夜幕籠罩的大英博物館中下跳棋和國際象棋的生活日常以及與孩子嬉戲的場面, 毫不費力地塑造了一個具有上帝般親和力以及好脾氣的馬克思。梅林同樣視馬克思為人生導師, 在他看來, 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有機地結合了“思想的人”和“實踐的人” 。然而, 以梅林為代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基于贊賞和維護馬克思的立場, 在傳記寫作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那些不利于構建偉人形象的材料———他們將倍倍兒和伯恩斯坦1913年大量刪減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做法視為必要的行為。梅林甚至強調, 必須掩蓋馬克思的“極端主觀性”, 其與“絕對正確的客觀規律發現者”這一身份不相符合。

  自從1918年梅林的《馬克思傳》出版以來, 這種“神化”馬克思的傳記在各個語言世界 (特別是德語和俄語) 大量產出。這類神化馬克思的傳記毫無疑問地得到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推崇, 但同時也遭到那些持有敵視反對和客觀中立立場的學者們的抗議, 他們試圖通過新材料的發掘, 重塑馬克思。在持有敵視反對立場的研究者看來, 馬克思絕對不是指導人類走向光明未來的偉大導師, 恰恰相反, 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熱病患者”, 是破壞人類文明的“世間惡魔”、“混亂王子” (the prince of chaos) 。因此, 把馬克思描繪成“全善”的“圣徒”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敵視反對馬克思的西方學者以“神化”馬克思的作品為靶子, 聚焦于那些被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刪去的書信材料和檔案, 尋找“丑化”馬克思的素材。早在1928年德語世界奧托·呂勒 (Otto Rühle) 就把馬克思視為“神經官能癥患者” (Neurotiker) 。但真正把這種精神分析的視角徹底地引入馬克思傳記寫作的卻是E.H.卡爾。他甚至調用英國的外交檔案, 從性格角度構建“馬克思”與“狂熱主義”之間的聯系, 著力渲染馬克思對長輩的不尊重以及與同時代其他人的矛盾 , 甚至略帶質疑地提出, 就創辦《新萊茵報》而言, 馬克思可能只著眼于做一名“股東” (Shareholder) , 而沒有專心寫作共產主義的文章。此后, 精神分析成為丑化馬克思的作家們慣用的伎倆。施瓦茨希爾德 (Leopold Schwarzschild) 撰寫馬克思傳時就充分利用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材料, 將這種精神分析的方法用到了極致。

  絕大多數丑化馬克思的著作都對馬克思進行了扭曲理解, 也為重新審視馬克思提供了一個契機。這些著作的部分材料成果也被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吸收。例如, 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奧托·邁恩成-赫爾馮批判、丑化馬克思, 同時也大膽地運用了E.H.卡爾提供的英國外交檔案, 并且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卡爾的結論。

  許多試圖保持價值中立的學者敏銳地意識到了E.H.卡爾、施瓦茨希爾德、尼古拉耶夫斯基、赫爾馮這類著作潛在的價值判斷先行的事實。避免“偶像化”和“妖魔化”兩個極端, 越發成為那些強調學術性、客觀性的學者為馬克思作傳的原則———在生平描述上要極力還原一個真實的人, 而在思想理論上要極力還原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原貌。不滿于梅林《馬克思傳》對馬克思思想的模糊性解釋, 德國學者騰尼斯 (Ferdinand T9nnies) 在1921年就采取明顯區別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創作了《卡爾·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 (Karl Marx-Leben und Lehre) , 把馬克思兩種矛盾的人生角色 (“嚴肅的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與馬克思觀點前后搖擺不定聯系起來。盡管從當代馬克思學的觀點和視角來看, 滕尼斯沒能充分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材料 , 但是, 滕尼斯的這一著作不失為德語世界學院化馬克思生平研究的一次嘗試。 英語世界的以賽亞·伯林耗費五年時間, 充分地收集和閱讀相關材料, 用思想還原的方式塑造了一個既受尊重又有缺陷的馬克思形象, 也深刻地影響了幾代英美知識分子。伯林的學生麥克萊倫很好地繼承了這種價值中立的學術研究方式, 在保持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突破伯林傳記寫作的內在局限, 從更加全面的整體性高度解讀馬克思。德國學者費徹爾的馬克思傳同樣保持價值中立, 大量運用MEGA2最新成果, 具有文本考證的特征。

  此外, 在三種立場的馬克思學著作互動之際, 一些另類的馬克思傳記也逐漸面世。諸如阿多拉茨基主編的《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 以大事記年表的方式客觀呈現馬克思的生平 ;德國學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編撰的《馬克思文獻傳記》包含大量馬克思同時代人的回憶錄、官方的機密檔案以及馬克思的親友和同時代人留下的珍貴資料, 以時間為線索、史料文獻為載體為馬克思作傳。這些另類的馬克思學成果也不失為客觀中立的馬克思傳記寫作的一次新嘗試。

  三種立場論戰式的互動推進西方馬克思學興起和發展同樣體現在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和思想理論評價上。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 不同立場的研究者基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文本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論爭。毫無疑問, 這種論戰式的研究迫使任何立場的研究者必須回到馬克思生平事跡及其著作文本中尋找能夠佐證自己觀點的材料。由此可見, 三種立場的研究者們互相掐架, 客觀上為西方馬克思學向前發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

  三、西方馬克思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互動

  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一種比較合理的看法是, 西方馬克思學是“我注六經”式的研究,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六經注我”式的闡發。在西方學術發展過程中, 這種“六經注我”式的研究與“我注六經”式的研究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西方馬克思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進行著頻繁的互動, 甚至可以說, 兩者是同一個母體中孕育和發展出來的“雙生子”。

  “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互動首先體現在研究者個人內部。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 馬爾庫塞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第一篇文章《論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現象學》 (1928) 以及教授資格論文《黑格爾的本體論和一種歷史性理論的奠基》 (1932) 運用大量海德格爾特有的哲學概念, 試圖將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方法和存在主義原則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然而,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問世后, 馬爾庫塞立即放棄了這種將馬克思和海德格爾融合的嘗試, 轉而分析馬克思早期思想。手稿問世的同一年, 馬爾庫塞就發表了評論文章《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新源泉》, 對馬克思早期思想 (特別是異化勞動理論) 進行了黑格爾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解讀。這一細致的解讀完全具有馬克思學的性質, 也確實成為后世西方馬克思學研究者“兩個馬克思”這一思潮的先導。1941年, 馬爾庫塞在用英文寫作的《理性與革命》中進一步強調了黑格爾與早年馬克思思想之間的相似性與連續性。《理性與革命》不失為馬爾庫塞從辯證法角度構建黑格爾和馬克思關系的又一次嘗試。此后, 馬爾庫塞逐漸從“我注六經”式的研究轉向“六經注我”式的闡發, 先后出版了《愛欲與文明》 (1955) 、《蘇聯馬克思主義》 (1958) 、《單向度的人》 (1964) 等影響力頗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與馬爾庫塞類似, 盧卡奇、弗洛姆、列斐伏爾、哈貝馬斯等人也都經歷過這種從西方馬克思學轉向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與此相對, 西方學界也存在著逆向而行的自我互動路徑, 即早年側重“六經注我”式的思想闡發, 晚年著重“我注六經”式的文本解讀。美國學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是這一研究路徑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紀60年代末, 大衛·哈維洞察到了當代資本主義中日益凸顯的空間問題, 于是他認為此時“需要一種政治和理性的指引”, 而且看上去“只有馬克思是對的” 。這種問題意識直接激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 并且建構了他自稱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 在繼續推進“六經注我”式闡發的同時, 大衛·哈維較之以往更明顯地開始著手進行“我注六經”式的馬克思著作研究。1982年出版的《資本的限度》就是他對《資本論》的“我注六經”式的創造性解讀成果。事實上, 西方馬克思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互動從大衛·哈維1971年開設關于《資本論》課程起就從未間斷過。一方面, 他持續不斷地展開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六經注我”式研究;另一方面, 他也保持著對馬克思《資本論》進行“我注六經”式的文本研究。大衛·哈維的研究狀況很好地體現了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研究者個人研究中相互交錯這一事實。早年他更加側重從地理學角度闡發馬克思主義理論, 國內學界也更加關注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這一身份。近年來, 他雖未放棄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角度展開研究, 但更加強調從文本出發, “按照馬克思的本意去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隨著大衛·哈維講解《資本論》的視頻陸續在網絡公開 , 以及《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 (第一卷) (2010) 和《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 (第二卷) (2013) 的出版 , 了解作為西方馬克思學家的大衛·哈維成為可能。同樣地, 阿蘭·巴迪歐、弗里德里克·詹姆遜等廣為人知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著晚年向馬克思學回歸的現象。

  西方研究者的自我互動只是西方馬克思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互動的一個方面。兩者之間的互動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問題意識和理論工具方面的交流。自西方馬克思主義公開亮相以來, 西方馬克思學家就密切地關注和追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動態。美國學者胡克1928年在德國訪學, 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了解了盧卡奇和柯爾施的西馬理論;德國學者費徹爾則專門討論過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英國學者麥克萊倫更是嘗試用系譜學的方法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流派、國別進行概述。

  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眾多, 但是, 無論是歐陸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國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還是英美世界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都帶有濃厚的時代特點。也就是說,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哲學前沿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發揮。例如, 分析馬克思主義最初的推動力就源于“浸淫于分析傳統的哲學家”。這些深受英語世界分析哲學影響的研究者們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把分析哲學傳統的方法引入分析馬克思著作核心話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斷接受西方前沿學術成果和研究方式的同時, 西方馬克思學也保持著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積極互動。在對馬克思文本進行思想闡釋時, 這種“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的影響路徑就顯得尤為清晰, 在整個西方馬克思學的演進邏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西方馬克思學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互動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獲得新的問題意識和新的理論工具, 內化為西方馬克思學發展的又一動力。

  如果以“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系問題”為中軸, “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的影響路徑很好地體現了20世紀西方學界黑格爾研究經歷的“復興—衰弱—再回歸”這一過程。20世紀初, 黑格爾研究在德國“復活”, 并且逐漸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黑格爾復興運動。在T.H.格林、F.H.布拉德雷、伯納德·鮑桑葵、J.M.E.麥克塔吉塔等英國新黑格爾主義學者的努力下, 黑格爾觀念論研究在具有悠久的經驗主義傳統的英語世界風靡一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 約西亞·羅伊斯等美國觀念論代表人物也嘗試將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和人格主義、實用主義相結合。在這一時代背景下, 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人本主義者復興了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因素, 強調黑格爾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聯系, 把黑格爾因素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隱形邏輯。這一傾向對后來的西方馬克思學致力于探求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緊密聯系產生極大的影響。1928年, 美國學者胡克在德國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間就接觸到了柯爾施和盧卡奇的理論, 部分吸收了他們對馬克思的理解。胡克后來在1933年出版的《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序言”的末尾單獨向盧卡奇和柯爾施致敬。 就這一意義而言, 胡克正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啟發下回到馬克思的文本, 開始重新審視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 進而產生了有別于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學解讀。德國著名馬克思學者費徹爾也承認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對自己理解和解釋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響。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釋路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之后得到進一步強化, 包括西方馬克思學者和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內的西方學者都普遍認為,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證明了以黑格爾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

  20世紀50年代以來, 新黑格爾主義在西方學界的影響開始式微。“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這一影響路徑對此也有敏感的反應。在西方世界把黑格爾打入了“冷宮”的同時, 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學研究者們表現出一種“把黑格爾從馬克思中清除出去”的思想傾向。這一態度在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就有所體現。隨后,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德拉·沃爾佩、科萊蒂、阿爾都塞等人相繼強化了這一理論觀點。例如, 阿爾都塞就試圖把馬克思從黑格爾的迷霧中解放出來, 從而塑造一種純粹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相比于德語世界, 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法語世界和西班牙語世界更為顯著。 在這一時期的英語世界, 分析馬克思主義同樣拒斥黑格爾。分析馬克思主義特有的精確性和清晰性使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更為激烈地拒絕黑格爾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形而上學。對他們來說, 當用分析哲學的立場去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時候, 黑格爾是不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的。

  20世紀70年代以來, 不少學者在研究中都發現了分析哲學與黑格爾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 在分析哲學的發展中更是出現了一次從拒斥黑格爾到回歸黑格爾的分析哲學“黑格爾轉向” 。

  因此, 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系問題又一次回到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們的書桌前。然而, 在這一次復興運動中, 研究者們不再單純強調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 而是運用諸如后現代主義的理論透視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問題。例如, 英國馬克思學家卡弗就對“馬克思-黑格爾”的敘事結構本身提出懷疑, 從而提出從馬克思來理解黑格爾而不是從黑格爾來理解馬克思, 以致有學者提出“黑格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樣不同于傳統看法的觀點。所以, 就“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的影響路徑而言, 此一階段的三者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互動性。西方馬克思學不再僅僅是被動地輸入信息, 它也開始更為有效地影響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來, 西方馬克思學著作的井噴式出版也反過來促進人們對作為馬克思理論來源的黑格爾的研究。與此同時, 青年黑格爾耶拿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手稿的發現與出版使人們發現了一個“馬克思化”的黑格爾。黑格爾早期的“類馬克思性質”也使“黑格爾和馬克思關系”從單向影響變成雙向影響, 比如黑格爾耶拿著作中的“承認理論”啟發霍耐特對黑格爾“承認理論”的研究。與此相同, 青年黑格爾的“發現”也對西方馬克思學產生著重要影響。例如, 美國的馬克思和黑格爾研究專家戴維·麥格雷格 (David Mac Gregor) 出版的《共產主義衰弱之后的黑格爾與馬克思》就主要從青年黑格爾來理解馬克思。

  以“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系問題”為軸線的思想史梳理, 不可能完全概括整個“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的互動過程, 但是作為一條主線來理解西方馬克思學興起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未嘗不可。在這條主線之外, 毫無疑問地存在其他支線互動。例如, 西方馬克思主義試圖通過不同的哲學方法解讀馬克思的經典文本, 這也極大地影響著西方馬克思學, 并且被有效地吸收為一種方法。

  四、在“互動”中走向馬克思學研究深處

  回顧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馬克思學研究, 不難發現早期的馬克思學研究在方法上帶有“盲目性”, 在內容上具有“零散性”。在遇到西方學者的學術挑戰時, 這種“盲目”“零散”的馬克思學勢必會轉向一種規范的研究范式, 即學術性馬克思學研究。在這一意義上, 西方馬克思學正是在與西方學術前沿理論的碰撞中逐漸形成規范, 在與西方學術前沿理論的交流中不斷發展。總之, 西方馬克思學毫無疑問是在西方學界孕育、興起和發展的。

  西方馬克思學在西方學界的興起與發展當然離不開一些學者強調的外部因素, 但是真正使西方馬克思學能夠不斷發展深化的因素絕不是間斷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而是連續的、內在的固有因素。西方馬克思學的三種立場 (贊同肯定、敵視反對、客觀中立) 和三個部分 (生平事跡研究、著作版本考證、文本思想解讀) 是西方馬克思學從誕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早期那種“零散”的馬克思學正是在這些“互動”中螺旋式上升并逐漸形成一種規范化的研究范式, 產出具有影響力的理論成果。20世紀20年代以降, 在歐陸甚至涌現出像盧卡奇這樣早年倚重“我注六經”式的馬克思學研究, 晚年著力“六經注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在“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這一影響路徑下, 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發生著微妙的互動。西方馬克思學研究者往往能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闡發中獲得新的問題意識, 例如, 早期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指責馬克思是“生態盲”“性別盲”時, 西方馬克思學研究者們就不得不回到馬克思的文本中尋找馬克思的真實態度, 進而打開了別有洞天的全新研究域。由此可見, 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互動中, 西方馬克思學不致淪入自娛自樂和自說自話的低水平“循環”之中。西方馬克思學能透過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平臺捕捉到理論界前沿動態, 進而將外部動力轉入西方馬克思學內部, 以此展開新一輪的研究。

  總而言之, “三個部分”循環式互動、“三種立場”論戰式互動為西方馬克思學實現螺旋式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內部動力。而西方馬克思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交互式互動無疑又為西方馬克思學打開了一個與外界交流和對話的窗口, 為西方馬克思學注入新的內在研究動力, 不致在一個封閉體系內部制造出一個“永動機”的笑話。從外部因素深入內部因素來考察西方馬克思學興起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有利于國內學界重新審視蘇東學者臉譜化的西方馬克思學, 正確地理解西方馬克思學的實質內涵, 準確地預判西方馬克思學的研究動向。(注釋略)

 

  (作者: 李靖新弘, 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 王校楠,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叢》 2018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姓名:李靖新弘 王校楠 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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