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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小說對散文文體的還原
2019年05月20日 08:0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呂潔 字號
關鍵詞:文體;散文化;創作;小說

內容摘要:中國當代小說在晚清及20世紀30年代、80年代,歷經西方小說從理論到實踐的洗禮、啟蒙與“實踐”,但其內在理路始終未脫離由中國古代小說接續而來的歷史語境。通過“發掘”這一在中國當代小說里或隱或顯的歷史“印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中國當代小說中所彌漫的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的“氤氳”之“氣”。換言之,主動承續中國傳統文脈的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將生命的本真意蘊形于言表,則表征為小說的散文化,沈從文、汪曾祺、遲子建、韓少功以及賈平凹等現當代作家的小說創作,無疑附麗著中國古典大散文的水澤滋養。在小說散文化的現象中,如果說小說是相對理性的出水呈現,那么散文則是小說創作帶有拓撲性的池域。

關鍵詞:文體;散文化;創作;小說

作者簡介:

  中國當代小說在晚清及20世紀30年代、80年代,歷經西方小說從理論到實踐的洗禮、啟蒙與“實踐”,但其內在理路始終未脫離由中國古代小說接續而來的歷史語境。通過“發掘”這一在中國當代小說里或隱或顯的歷史“印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中國當代小說中所彌漫的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的“氤氳”之“氣”。

  話本敘事的“綿延”

  在傳統話本敘事里,全知全能的說書人始終貫穿于文本之中。這對于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而言,是一條似不可知但卻儼然可見的線索。這一線索預設的敘事邏輯,暗含著一種通過散文而得以蓄養的生命“本體”。

  在《山本》的《題記》里,賈平凹寫道:“一條龍脈,橫亙在那里,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所謂《山本》,實為秦嶺志。賈平凹的內心始終無法擺脫以“自然”為母體的文化認同傾向——“自然”中的秦嶺,是統馭文本意象的“驅動力”;而“龍脈”,與其說是一種理性預設,不如說是賈平凹自我沉浸于生命世界時所牽連不斷的地方色彩。在《山本》中,“龍脈”作為一種非理性的現實的具體存在,承擔著一種文本敘事的話語實踐功能,這一話語實踐顯然有別于援引自西方小說先驗的假定的敘事理性,而是中國古代話本小說敘事的一種綿延,且散發著超越了文本本身、在文體層面彌漫的散文 “氤氳”。

  散文,即便不是中國當代小說的“龍脈”,也是中國當代小說的“池澤”——小說之于散文而言,乃“池中物”。中國當代小說的結構散化、情節淡化、人物非典型化,在尋求與西方現代小說同流共進的同時,其“背后”暗含著一種文體交越的歷史動向,這種歷史動向也是中國文學的特色使然。在這一歷史動向的深處涌動著多股暗流,其中較為顯著的一脈為小說的散文化。中國古典大散文的錯落、交織、無序是一種生命的本真意蘊,這一特質契合了中國作家的藝術本體訴求。換言之,主動承續中國傳統文脈的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將生命的本真意蘊形于言表,則表征為小說的散文化,沈從文、汪曾祺、遲子建、韓少功以及賈平凹等現當代作家的小說創作,無疑附麗著中國古典大散文的水澤滋養。

  小說的文章“印記”

  文學和文章的交錯關系問題早在郭紹虞那里就成為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文體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以科學的分類方法尋找某種既定的概念,還是還原藝術審美生發的場域,是亟待當代學者解答的根本問題。

  當代學者吳承學主張中國文體學研究應回歸中國本土文學理論,接續中國古代“文章學”的傳統,以消弭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新舊斷流,糾正以西方文學分類法闡釋中國傳統文學所造成的流弊。換言之,中國文學藝術審美生發的場域,是混沌、交織、渾茫的復雜呈現,猶如水域中的漣漪,相互生發、蕩漾,彼此套疊、交錯,互生有無。正如弱水無法斷切,條分縷析的方法論對中國文學是否適用,亦是一個值得深究且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詹锳在《〈文心雕龍〉的風格學》一書中,專辟篇目討論文體風格。在《〈文心雕龍〉的文體風格論》中,他認為“舉統”就是舉出文章的體統,也即該文體的標準風格。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陸機的《文賦》將文章分為十體,相對于曹丕《典論·論文》中將文體分為四科是一種進步。詹锳的這一論斷充滿了文體研究的科學主義之風,也呈現出20世紀80年代文體研究的某些局囿和不足。事實上,陸機的細分,恰恰淹沒了曹丕對于文體豐富性的界定。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因而文體之“體”,究竟意蘊何為?它并非某種單一風格的定型,而應是文學藝術創作主體自我生命的完備和圓熟在文章中的表現。

  文章之學的傳統,是中國文學本體性特征衍生的果實。而散文的包羅萬有,亦是文章之學的文體表征。福柯在《詞與物》中說:“在被表象的事物中,必定存在著相似性的明顯的囈喃;在表象中,必定存在著想象之始終是深刻的可能性。”如果說小說的敘事性是基于想象,而想象是被表象的事物之間所預示的必然聯系,推而論之,散文則是那“相似性的囈喃”,并且帶有“深刻的可能性”的不確定性。

  創作主體的自由和奔突

  小說家的主體性是自為還是為他,是自由還是被迫?在文體學研究中,這一問題已顯得因脫離文本而漫無邊際。小說家在創作活動中,會有意無意將眾多類似于集體無意識的“印記”帶入小說文體。小說也因此受到其他文體的影響,這一影響恰恰是散文特有的魅力。

  韓少功的小說《暗示》中有三個附錄。其中第二條“索引”如是說,“文獻的自我繁殖,在我看來無異于知識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殺”。小說中附錄、索引的結構嫁接,以及對于“索引”傳統能指的改寫,對于小說文體而言無疑是一種突圍和擴容。作為先鋒小說家的代表,韓少功小說中的反敘事情節被其稱為實踐。這種實踐,因其具有的散文的多邊緣性而突破了小說單一文體的囿限,承載了創作主體思想的自由和奔突,實現了作者基于后現代性的批判和反省。

  汪曾祺在《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一文中曾與香港作家施叔青對談,就小說散文化問題作過詮釋。他承認《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等小說具有散文詩的味道,是個人氣質使然,并且與中國古代散文有著深厚的淵源。在他看來,“如果說,傳統的,嚴格意義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就小說主題的混沌化而言,汪曾祺指出他用“散文式的語言”來說明小說主題,且提出作品的基調取決于作者對生活本身的思索,而關于小說主題的清晰度問題,應當允許主題“相對的不確定性和未完成性”。汪曾祺作為小說家的主體性是建構在散文化的基礎之上,其小說亦具有了散文如水如波的獨特魅力。

  此外,就批評主體而言,以散文與小說之異同來闡釋小說家在創作中散文化的傾向,不免有畫地為牢之嫌。例如,管笑笑在分析莫言小說“混合式文體”中,用虛構與真實來區別小說與散文的界限,并試圖就真實與虛構的通融來描述莫言小說的散文化特征。此類試圖以改寫藝術真實來對文體進行辨析,實則遠不如挖掘小說家如何以散文文體的藝術原生性來呈現生命的本真狀態。因為,“真實”這一帶有本體論色彩的現實主義結論,無法涵蓋散文的實質特性。

  在小說散文化的現象中,如果說小說是相對理性的出水呈現,那么散文則是小說創作帶有拓撲性的池域。散文的多邊緣性,猶如供給小說養分的原生場域,小說的散文化勢必會擴大作品的容量。在漢語寫作的新歷史語境下,小說之于散文的文體還原,既沾溉著中國文學回溯古典傳統、接續中國文脈的氣息,亦彌漫著中國古典哲學及古典美學渾茫圓融、思致綿邈的韻致。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呂潔 工作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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