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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精英與近代中國的邊疆秩序 ——以民國時期的康巴精英格桑澤仁為個案
2020年02月27日 10:07 來源:《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娟 字號
關鍵詞:邊疆;族群精英;民國時期;康巴;格桑澤仁;

內容摘要:

關鍵詞:邊疆;族群精英;民國時期;康巴;格桑澤仁;

作者簡介:

  摘 要:在中國從帝國體制向“民族國家”體制的轉型中, 邊疆秩序的重塑是一個重要維度。始于晚清的“邊疆一體化”改革對邊疆社會的權力體系造成了沖擊, 導致少數族群精英分化為新、舊兩類。“舊式精英”是傳統的貴族階層, “新式精英”則是通過接受新式教育而崛起的非貴族力量。本研究提出了一個結構性分析框架, 對這一精英分化與演進的過程進行分析, 并以此框架為工具, 以歷史社會學的個案研究方法對典型的少數族群精英人物康巴人格桑澤仁的政治行為、邊政主張和身份困境等問題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 本文的學術關旨將落腳于對現代中國邊疆秩序形成過程中的結構性特征, 即一體化的理想與多元化的現實間緊張關系的討論。

  關鍵詞:邊疆; 族群精英; 民國時期; 康巴; 格桑澤仁;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國時期西康省的政權建設、族群關系與劉文輝的邊疆策略研究” (14CSH066) 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晚清以降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包含著兩條相互關聯的線索。一條可稱為“革命”議程, 即國體從“君主”向“共和”、政體從“專制”向“民主”、個體身份從“臣民”向“國民”轉變, 所涉及的是國家與社會在縱向維度上的重構。另一條則經常被忽略, 可以對應地稱為“邊政”議程, 它源自中國族群多樣性的歷史與現實, 核心問題是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對“中心-邊疆”關系予以重新厘定, 所涉及的是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的橫向擴張與整合。

  那么, 這兩條線索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就原則而言, 民國時期的革命具有“一般主義”的特性。在嚴格的民族國家體制中, “中心”與“邊疆”之分不具有實質意義, 領土邊界內的全部區域都將在“現代”的意義上建立起同一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因此, 邊政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議程, 它可以被革命議程所吸納。然而, 在實踐中, 這一理想狀態難以實現, 中國區域內部豐富的多樣性和多族群帝國的歷史遺產構成了對民族國家的一體化原則的巨大挑戰。事實上, 邊政議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特殊主義”因素, 始終是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進程中的一條潛在線索, 并與革命議程的一般主義原則形成互動。在相當大的意義上, 正是一般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張力, 構成了理解晚清以降中國邊疆秩序轉型的核心。

  本文對民國時期的少數族群精英的研究正是在上述學術關懷下展開的, 因為這一群體恰處于革命與邊政這兩條線索的交叉點上。在某種意義上, 他們的個體生命歷程與現代中國邊疆秩序的重塑過程具有同構性。具體而言, 本文試圖回答如下幾個在邏輯上相互關聯的問題:1.在近代中國革命與邊疆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 少數族群精英居于何種位置, 承擔了哪些具有結構性意義的角色 2.作為制度與政策主體的“國家”如何理解和定位少數族群精英的角色 3.少數族群精英如何理解自身及其所屬的群體在“現代國家”中的位置?他們采取了哪些政治行動, 從而參與了邊疆秩序的重塑 4.少數族群精英的政治主張和行為如何反饋到中央層面的制度設計中, 從而對國家的行為產生影響?通過回答這些問題, 本文將為民國時期的少數族群精英刻畫一幅內嵌于歷史情境的畫像, 而學術關旨則將落腳于對現代中國邊疆秩序的結構性特征的理論探討。

  一、學術脈絡:族群精英的結構性角色

  (一) 族群精英在社會結構上的特殊意義

  關于“精英”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觀察社會結構與變遷的重要視角。在一般意義上, 社會學的精英研究考察的是社會結構在縱向上的分化與整合, 這可以概括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一是精英與“大眾”的關系 (或“上層精英”與“下層精英”間的關系) ;二是精英的產生途徑與流動機會。與之相對, 在一個多族群的政治體中, “族群”所反映的通常是一種橫向的社會區隔, 即各個具有獨特歷史傳統、語言、文化和宗教的族裔共同體之間的關系, 以及這些族裔共同體與政治性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因而, 對“族群精英”的討論就必然包含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的分化與整合。縱向維度涉及的是各族群的精英分子與本族群大眾的關系, 以及各族群內部的社會流動與精英產生的途徑;橫向維度涉及的是少數族群精英與中央政府或主體族群精英的關系, 以及少數族群精英成為“國家精英”的可能性。

  (二) 帝國體制中的族群精英

  在對傳統的多族群帝國的考察中, 前述兩個方向的關系構成了理解政治聯結與社會整合的重要視角。安東尼·史密斯將前民族時代的族裔共同體區分為“水平的”和“垂直的”兩類。所謂水平的共同體是貴族式的, 其共同體意識局限在上層階級內部, 是以統治家族的血統神話與歷史記憶為核心的, 因此能夠通過聯姻、戰爭等方式而與鄰近族群的上層階級聯合乃至融合, 從而在地理意義上延伸。但同時, 這種共同體缺乏社會性的深度, 中下層大眾只是被納入了統治家族的神話與習俗體系中, 而并不具有上層階級的共同體意識。與此相對, 垂直的共同體則是大眾化的, 其共同體意識建立在獨特的歷史文化之上, 因此能夠跨越階層邊界, 將族群精英與大眾聯結在一起。這種共同體具有較強的排他性, 因此很難在水平方向上擴展 (史密斯, 2018:65-68) 。

  在上述模型中, 位于“水平共同體”與“垂直共同體”之交叉點上的, 正是族群精英這個結構性角色:在水平方向上, 不同族群的精英階層通過結盟、聯姻、宗教等關系聯合起來, 共同構成一個覆蓋整個帝國的統治階層;在垂直方向上, 在各族群內部, 精英階層又通過各自的方式統治著本族群民眾。我們可以將這一模型用于理解清代的邊疆行政制度:邊疆社會內部的關系是以傳統權威和族群文化為紐帶的垂直聯結, 而清皇室與各邊疆政權之間的聯姻、聯盟、宗教供施關系等則是“禮制”意義上的水平聯結。正是通過垂直和水平兩種紐帶的結合, 清王朝“多元化天下”的格局得以形成。在這種結構中, 各邊疆政權的族群精英處于重要的節點上, 而清廷中央與各邊疆地區的平民階層之間并不存在稅收、司法、教育和行政管轄等實質性的聯系。同時, 在各邊疆社會內部, 階層的固化程度都較高, 社會整體上區分為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 二者間缺少大規模流動的機會。

  (三) 民族國家興起與族群精英的角色

  在通常意義上, 人類社會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時代轉型的過程, 也是民族主義的思想與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擴散的過程。在關于這個過程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中, 族群精英的角色一直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 并被認為是導致中世紀的多族群帝國和后來的殖民帝國解體、“民族國家”興起的重要推動者。史密斯 (2018:114-122) 指出, 在那些處于帝國統治下的少數族裔共同體中, 知識精英在追溯或塑造本族群的悠久歷史、整理和宣揚本族群的史詩、歌頌本族群歷史中的英雄人物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這些工作, 使得該族群的每個成員都感到他們屬于同一個歷史和命運的共同體, 從而為從帝國統治下分離出來的民族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2005:52-58) 則以“被束縛的朝圣之旅”的經典比喻, 解釋了族群精英領導民族主義運動的動機。他指出, 對殖民帝國的各個殖民行政單元中的受教育階層來說, 由于通向殖民母國的“朝圣”道路被阻斷, 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出生于殖民地這個事實所具有的“宿命”性意義, 從而逐漸將自己所在的殖民行政單元想象為祖國, 并成為反殖民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者。由此可見, 在關于世界史意義上的多族群帝國瓦解、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研究中, 少數族群精英群體的情感、動機、態度和行為一直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因素。

  與此過程相伴隨的, 則是傳統的多族群帝國為抵制解體趨勢, 試圖以民族國家的體制改造整個帝國的努力——打破帝國體制中原有的橫向、縱向區隔, 使不分族群、宗教、階層的所有成員都能夠轉變為由帝國脫胎而來的新“國家”的公民。這后一種努力被安德森 (2005:83) 稱為“官方民族主義”, 如果能夠取得成功, 帝國的版圖就可能得到維持, 但那將會以一種新的政體形態存在。

  在某種意義上, 晚清開啟的“邊疆一體化”改革1可被視為清皇室主動地改變帝國的聯結紐帶, 放棄與邊疆政權間更具特殊性乃至人際性的水平聯結, 轉而以官方民族主義的方式追求建立內部同一化的新體制的努力。這項由國家主導的行動對邊疆社會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 傳統族群精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遭到損害, 他們或明或暗地對“新政”予以抵制, 并或多或少地產生了離心傾向, 這正是貫穿此后半個多世紀的“邊疆危機”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 邊疆社會的傳統社會結構發生了松動, 在“新體制”的沖擊下, 邊疆社會內部的貴族與平民間森嚴的階層壁壘被打破, 邊疆社會的精英構成及其產生途徑都出現了新的可能。本文所關注的正是這后一方面的變化。

  下文將首先提出一個結構性的分析框架, 對晚清以降的少數族群精英群體的分化和演變過程予以討論, 從而將“族群精英”置于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的宏觀脈絡中來考察。其次, 將以此分析框架為工具, 以歷史社會學的個案研究方法, 對民國時期的蒙藏委員會委員、康巴精英格桑澤仁的成長經歷、政治行為和邊政主張等問題進行細致考察, 希望通過對這個人物的觀念與行為中內在矛盾的分析, 推進對現代中國邊疆秩序的結構性特征的理解與思考。

  二、分析框架:民國時期少數族群精英的分化與重構

  (一) 少數族群精英的分化

  本文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少數族群精英區分為新、舊兩類, 區分的標準是他們獲致精英地位的途徑。所謂“舊式精英”是指邊疆社會的傳統權勢階層, 基本上由各族群的世襲貴族和宗教領袖構成。他們正是前述模型中那些處于水平聯結與垂直聯結之交叉點上的結構性角色。在這種特殊主義的體制下, 邊疆社會的階層結構基本上是固化的, 大體上區分為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 其各自的身份都是世襲的, 既不存在族群內部的縱向流動, 也不存在跨越族群尤其是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橫向流動。

  晚清的邊疆一體化改革對社會結構最重要的沖擊就在于為邊疆社會的個體, 尤其是平民階層的個體提供了新的流動機會, 使他們擁有了突破傳統社會等級結構的可能。所謂的“新式族群精英”正是這些來自平民階層的新興力量, 他們得以出現的直接契機是現代教育在邊疆地區的建立和推廣。20世紀初, 隨著清王朝在教育、選拔體制上的整體改革, 傳統的“教化”目標與新式的“現代化”目標合二為一, 一批新式學堂在蒙、藏等邊疆地區建立起來。這些學堂之所以被視為邊疆地區現代教育的起點, 并不僅僅因為它們在教育內容中包含了現代科學的成分, 更重要的是, 它們將平民階層納入受教育的范圍中, 從而為一個“新式族群精英”群體的出現提供了生長的土壤。

  辛亥革命后, 這項變革的成果得以保留和發展。以“蒙藏學校”2為代表的特殊教育機構, 在宏觀層面上為來自邊疆社會的“新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向多族群國家政治中心流動的機會。它將國家中樞與邊疆社會的聯結紐帶深入到了擁有政治抱負的平民青年中, 從而在邊疆社會的傳統貴族之外培育了一個逐漸壯大的新式精英群體。這些蒙藏學校 (或其他內地高等教育機構) 的學生畢業后多進入各級政府或軍隊中供職, 一些杰出人才甚至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機關 (如蒙藏委員會) 中謀得職位, 從而躋身“國家精英”之列。

  (二) 兩類族群精英的結構性角色

  上述對新舊式族群精英的分類屬于社會學意義上的“理想型”, 他們在近代中國邊疆秩序重塑過程中的角色具有結構性的差異。

  1.權威合法性來源:傳統與法理

  根據韋伯 (2004:303) 對權威合法性來源的分類, 舊式族群精英的權威是傳統型的, 他們在邊疆地區的統治地位建立在血統、世系等先賦性因素上。與之相對, 新式族群精英的權威則是法理型的, 他們的政治地位建立在學識、能力等后致性因素上。

  事實上, 新式精英的法理型權威的色彩并不純粹, 因為他們獲得“官職”的基礎并非完全基于“一般化”的能力, 而是與其少數族群的身份密切相關。無論是蒙藏學校的特殊通道, 還是蒙藏委員會這樣的專門機構, 其本質仍是建立在基于族群差異的特殊主義理念之上的。新式精英在國家體制中獲得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無法與他們作為“族群代表”的身份相分離。這種身份定位上的矛盾是結構性的, 它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中國邊疆秩序中一般主義與特殊主義兩種原則之間的緊張關系。

  2.邊政理念:特殊化與一體化

  兩類族群精英對理想的邊疆治理方式的觀念存在重大差異。新式精英多是三民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理想的追隨者, 主張對邊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進行現代化改造, 認可邊疆一體化的邊政思路, 支持將邊疆地區改造為與內地諸省相同的行政單元。舊式精英則更鐘情于傳統體制, 既留戀在清代與皇室之間的“特殊主義”紐帶, 也不肯放棄在地方社會上的世襲權勢, 這意味著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將內地的省縣體制應用于邊疆地區, 反對漢人移民進入邊疆, 反對大規模推行新式教育, 反對各項可能威脅傳統政教體制的改革。

  3.活動空間:邊疆與中央

  與上述差異相一致, 兩類精英在民國時期的邊疆政治中的活動空間迥異。舊式精英不能離開邊疆, 因為他們的權威就體現在對地方社會的土地、人口等資源的實際控制。舊式精英一旦離開邊疆進入“國家中樞”, 盡管表面看其在官僚體制中的地位提升了, 但事實上他們則喪失了對地方社會的實際控制力, 因而也就喪失了作為舊式精英的根本。與之相對, 新式精英面臨的則是無法回到邊疆的窘境。盡管他們在中央機關獲得了較高官職, 成為官方認可的少數族群代表, 甚至在內地城市被視為“政界要人”;但在他們的家鄉——各邊疆社會, 真正掌握地方權力的依然是控制著“土地與人民”的舊式精英, 或者是掌握軍隊的地方軍閥。當新式精英回到家鄉, 試圖將他們在國家政權中獲得的政治權威在邊疆社會實現時, 就將面臨地方傳統勢力的挑戰。在與舊式精英和地方軍閥的對抗中, 他們除了來自中央的“虛名”外, 既缺乏必要的人力、財力和軍事資源, 也缺乏動員民眾的聲望與合法性。因此, 這些新式精英的活動舞臺主要都集中在南京、重慶或其他內地城市。

  (三) 國家的邏輯:新與舊之間的搖擺

  新式精英與舊式精英在權威合法性來源、思想觀念和活動空間上的差異都是結構性的。因此, 對致力于構建新秩序的國家來說, 這兩類精英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從定義上講, “新式精英”是政府的天然盟軍, 因為他們的精英地位是以新政權的確立為前提的, 他們的邊政理念也更符合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在某種意義上, 帝國體制向民族國家體制的轉型過程恰恰可以體現為新式精英出現、壯大并最終替代舊 式精英的過程。然而, 在實踐中, 國家政權與新式精英的聯結是通過在地理空間上將他們吸引到國家中樞來實現的, 而在邊疆地區, 掌握權 力、擁有威望, 從而對邊疆社會的“向心”與“離心”具有決定力量的, 也恰恰是那些舊式精英。因此, 對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來說, 對舊式精英的籠絡反倒成為這一時期邊疆整合的首選策略, 而籠絡的實質就是恢復和維持前清的特殊主義紐帶。

  國家在新與舊之間的搖擺, 體現了一般主義與特殊主義這對相互對立的原則在具體的邊政實踐中的混合與妥協, 也將新式族群精英置于一種結構性的身份困境中。

作者簡介

姓名:王娟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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