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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參與扶貧的有限嵌入及摩擦性合作 ——基于×國際非政府組織扶貧行動分析
2020年02月28日 10:38 來源:《社會工作》(南昌)2019年第2期 作者:秦小峰 字號
關鍵詞:國際NGO扶貧/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內容摘要:

關鍵詞:國際NGO扶貧/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本文站在實踐社會學的角度,以某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項目為例,客觀分析其在一個復雜本土化場域中的互動關系及扶貧行為,通過剖析實踐中的扶貧行為模式,指出該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做出貢獻、取得成績的同時,也處于扶貧場域中各行動主體間的不合拍和摩擦性合作狀態中。并進一步指出,在國際NGO有限嵌入當地社區的情況下,這個扶貧系統處于一種“結構性失衡狀態”。即該組織與它所嵌入的地區社會結構、反貧困慣習之間存在著張力,這對當下社會工作參與反貧困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關 鍵 詞:國際NGO扶貧/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一、研究問題及核心概念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為INGO,下同)以災害緊急救援、扶貧等為介入點,逐漸進入中國并陸續開展了一系列項目。這些項目多集中在農村地區,尤以中國內陸邊疆地區的貧困農村為主。其中,云南省以“邊少窮(邊疆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特殊因素吸引了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目光,成為國際扶貧組織開展項目的一塊純天然而又獨特的土壤。不同類型、不同背景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紛紛涌入這個邊疆省份,開設辦事機構并實際介入當地的農村社區發展。這樣一來,云南也因此贏得了“NGO之都”的稱謂。

  伴隨著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開展扶貧與發展工作,相關研究也不斷呈現。諸如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比較展開研究的(秦暉,1999;王紹光,1999;趙黎青,2001),外來角度對NGO扶貧行為開展研究和評估的(康曉光,2001),選取國際非政府組織開展的地區發展項目進行個案分析的(馬國芳等,2004;王澤清、傅志成,2005),還有以“參與式”為重要分析工具對發展項目進行分析和反思的(崔效輝,2003;章立明,2006;陶佩君、趙國杰,2006)等。一些研究者對外來國際非政府組織“自下而上”的參與式扶貧與發展模式給予了較高評價,認為其帶來的先進扶貧理念和模式,對以往“自上而下”行政主導的扶貧模式是一個有益的啟發(韓俊魁,2006;王澤清、傅志成,2005)。筆者不否認上述研究視角合理性,但現有的研究多側重某個方面,鮮見對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本土情境下的整個運作模式的透徹研究。進一步講,在實際工作中,實踐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究竟按照什么邏輯、模式和性情結構在運作,扶貧工作中有關各方的深層互動關系如何,“場域”對整個扶貧工作的影響是什么?而這些正是本文比較關注的問題。

  (二)本文核心概念

  1.嵌入及有限嵌入

  “嵌入”的學術使用發軔于經濟社會學,是指經濟關系嵌入到社會關系(結構)中去,并受到后者的影響,即非經濟因素影響經濟因素(卡爾·波蘭尼,2007)。格蘭諾維特(2007)則對之進行了進一步拓展,提出了“強關系及弱關系”以及“弱嵌入性”的概念。本文嘗試借鑒格氏的“弱嵌入性”概念,提出一個“有限嵌入”概念。有限嵌入源自弱嵌入,但更強調的是INGO扶貧行為嵌入到本土社區中的程度遠遠不夠。

  在研究幫助與求助社會行為時,王思斌分析了問題世界中的嵌套結構與歷史性,他在“底層貧弱群體接受幫助行為的理論分析”一文中指出:實際上,許多實施幫助和接受幫助的情況是相當復雜的,即存在著多種“嵌套結構”。所謂嵌套結構是指在某種結構中內嵌著次級結構,即構成多層次結構。嵌套結構與嵌入性的概念有關。他進一步指出,借用嵌套機構的概念和思想,當我們分析某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原因時,就必須分析這一現象或問題的深層原因,這就是社會問題形成原因的嵌套結構(王思斌,2006)。

  嵌入概念為本文提供了一個非常形象而且有力的分析工具。在本文中,筆者將指出實踐中的INGO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嵌入到扶貧的大場域中于此開展自己的扶貧行為,場域中復雜的嵌套結構影響了最終的扶貧效果。

  2.摩擦性合作

  合作與競爭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兩個概念,社會學學者認為合作乃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這種行動是建立在一致的目標、統一的認識和規范、相互信賴的合作氣氛和一定物質基礎上的。競爭則是指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對于一個共同目標的爭奪,當行動者對同一個目標爭奪,而且爭奪的目標比較稀少和難得的時候才會發生競爭(《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1991)。本文所說的摩擦性合作就是一種不順暢狀態下的合作,合作雙方或者多方不得不合作,但是合作起來又難形成良性互動的模式。換言之,雙方可能對共同的大目標有一定的共識,但在具體目標、價值理念或做法上存在分歧和不同的理解又不得不合作。這可以理解為貌合神離或者委曲求全式的合作,合作中存在磕磕碰碰或者一定的競爭、博弈、角力甚至沖突。既斗爭又合作,是基本的特征。本文用“摩擦性合作”來描述扶貧場域中INGO(官員)和政府、農民、本土員工之間的行動不完全合拍的情形。

  3.場域

  布迪厄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布迪厄、華康德,1998:134)。布迪厄將社會分為不同的場域,且在場域之內具有不同的社會規則和互動模式,如常見的經濟場域、政治場域、藝術場域等。在社會大場域之下,又存在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子場域”。這些“子場域”具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客觀關系構成系統性、充滿斗爭且塑造行動者“慣習”等特征(布迪厄、康華德,1998:133-134)。簡言之,場域就是行動者活動的空間,用場域視角分析問題就是要重視行動者彼此間的互動關系。具體在本文里,INGO和政府、農民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一個場域;本土員工和政府、農民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一個場域;INGO內部的本土員工和項目官員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一個場域。三個場域嵌套在一起,共同對項目實施產生影響。

  二、項目背景及分析框架

  (一)×國際非政府組織

  ×機構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自1950年成立至今,×機構透過兒童為本區域發展項目、救災及重建、教育、醫療衛生、農林環保、孤兒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等服務項目,以及城市事工等發展項目,協助貧窮人擺脫貧困,達致自力更生及持續性發展。截至2008年9月,×機構在中國的18個省市***工作,兒童為本的區域發展項目38個,資助超過77500名兒童,受益總人數達600萬人。自1989至2008年度,×機構在中國的項目總投入經費超過12.6515億元人民幣(15889萬美元)。為了確保項目質素及善款的運用,所有項目均由×機構的工作人員統籌、執行及監督。

  除了愿景外,×機構還有自己的核心信念:“我們委身于窮人,我們重視人的價值,我們是合作伙伴,我們是管家,我們迅速回應”。在實際開展工作中,×機構遵循的工作理念(專業價值)包括:以人為本、意識提升、能力增加、注重參與、強調持續、培養自立。×機構具有較久的歷史,且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資源,無論在開展工作的廣度上還是輻射人群的范圍上都頗具規模。而且在中國近60年的時間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從愿景到核心信念再到工作理念的專業價值體系,成為其工作開展的制度來源和根本要求。

  在具體項目組織管理上,×機構實行項目官員總負責制,項目官員全權負責機構的運行,包括項目和行政兩大塊。機構人員包括項目官員和本土員工兩部分。項目官員通常來自境外,除此就是本土員工,他們占到絕大多數,本地員工通常從最底層的實習生做起。H縣項目辦由10多人組成,除一個項目官員來自香港,其他都是內地員工。按照當時情況,×機構人員構成主要包括四類:第一類是管理層即區域代表和項目官員,這類人員通常由境外人員充任;第二類是區域辦派駐各縣項目辦人員(筆者就屬于這類人員);第三類人員是當地直接聘用人員;第四類是當地政府部門借調人員。其中前三類人員由×機構直接發放工資,第四類人員仍然領取政府的工資,他們臨時或者長期借調至×機構工作。此外,×機構根據人員的來源地,確定不同員工的工資待遇,境外人員往往比內地員工有高出很多。

  ×機構與地方政府、農民的合作框架中,政府(尤其是鄉政府和村委會)居于協調、配合地位,比如開展社區參與活動的時候協調人員參加,督促村民小組長加快進度等;農民通常在社區參與后以簽訂合同的形式參與到項目中來,是項目實施的重要參與者和載體;×機構則通常為項目開展提供必需的物資、財力和智力支持,是資源的提供者和項目的策劃者和監督者。2000年,×機構正式進入H縣開展工作,該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當地少數民族居多。第一年開展種子計劃階段的工作,以小型飲用水工程、糧食保障項目為主。第二年陸續開展農村社區綜合發展項目,涵蓋糧食保障、衛生醫療、教育、小額信貸等多個項目等。在項目實際執行中,除了一些會議和社區基線調查,INGO官員較少和政府、農民發生最直接的聯系,而是授意和指揮本土員工去開展工作,即INGO的項目官員更多通過機構中本土員工去實施項目。

  筆者在此以參與式觀察的身份開展對×機構項目運行過程中互動模式進行研究。參與觀察期間,×機構H縣項目辦的工作正處于項目實施的種子階段,即處于政府、農民建立關系階段。此階段,該機構嘗試開展一系列小型項目和糧食保障項目打開合作之門,以增進信任,并為下一步的工作開展打下基礎。客觀講,相對當地積弱已久的原狀,項目的實施取得了一些看得見的成效。但期間也出現×機構對L鄉政府的不信任、下鄉開展工作中的喝酒風波事件、旱地套種黃豆數量不足的事件等。這些事件從各個方面折射出各方的摩擦和不合拍現象,最終也影響了項目的實施效果。

  (二)分析框架暨場域視角下的互動框架

  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實施其項目的過程中,籠統看,INGO、政府和農民的互動構成了一個大的扶貧場域。當把INGO(官員)和政府、農民的互動關系視為一個子場域,INGO內部的本地員工和項目官員互動關系視為一個子場域,INGO本土員工和政府、農民的互動視為另一個子場域時,就可畫出場域中的互動框架。

  

  圖1 場域中互動框架圖

  INGO包含著項目官員和本土員工兩部分,這樣,整個扶貧場域中實際上包含政府、農民、INGO本土員工和INGO(項目官員)四大行動主體,它們構成三個不同的場域,擁有各自不同的場域特征和慣習,同時它們之間形成復雜的嵌套結構關系,共同影響著最后的項目實施。

作者簡介

姓名:秦小峰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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