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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變革40年:成就、經驗與展望
2019年04月01日 16:51 來源:《社會治理》 作者:鄭功成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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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來,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而且也使中國的社會變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為未來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近40年來社會變革所取得的成就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條件下以人民為中心、以民生為取向并尊重人民意愿和盡可能地將經濟社會變革有機結合起來的必然結果。  

   只有加強社會建設,重視社會政策與法制的構建與完善,著力促進社會組織的快速成長,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才能全面開創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新局面。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這一段話精辟地概括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意義。從農村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外貿體制改革、社會保障改革、勞動合同制改革到行政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黨的建設與改革、軍隊改革等,都空前地激活了人民群眾、黨政機關、市場主體與社會主體的活力,調動了舉國上下參與國家建設與發展的主動性、積極性,不僅使我國在短短40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日益全面而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因此,“是改革開放解放了我國的生產力,激發了億萬人民的自主性與創造性,進而成就了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性進步;是改革開放使我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精彩,并通過吸引巨量外來資本、引入更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機制、廣泛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與技術,日益緊密地融入全球化進程,進而獲得了異常寶貴的、巨大的歷史發展機遇①。”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對經濟改革開放及其成就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而對近40年中國社會變革與社會轉型卻重視不夠、總結不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維慣性與路徑依賴,社會建設往往被有意無意忽略;原因之二是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社會轉型相對于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滯后性、被動性,其作用與影響被低估;原因之三是與國家發展階段相關,發達國家通常重視社會建設與社會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總是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重,表現在學界則是發達國家的社會學者聲音不會亞于經濟學者,社會政策往往成為政府與議會的主要議題,而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學仍被視為“皇冠上的明珠”,經濟政策往往構成國家政策的主體。過去40年間,中國處于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過程中,社會學者的聲音也往往被經濟學者的聲音所淹沒。然而,這種現象并不能淹沒近40年間發生在中國的社會變革及其宏大的歷史進步意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社會體制改革從被動日益趨向主動,社會建設因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而具有了日益增強的內生動力,社會治理新局面正在形成,并必將全面、深刻而持久地影響著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與人的全面發展,這使得客觀回顧與總結中國近40年來的社會變革成就具有不亞于總結經濟改革成就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國近40年社會變革的五大成就  

  回顧近40年中國的發展進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成就舉世公認,其帶來的社會發展變化也日益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同。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早在2005年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在全球千年發展目標中所做的貢獻,給予再高的評價也不過分。如果沒有中國的進步,整個世界在減貧方面從總體上說是倒退的。”無獨有偶,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秘書長康克樂伍斯基2016年亦指出:“如果不算中國,全世界社保覆蓋面只有50%,算上中國就達到61%,中國對世界社會保障的貢獻是巨大的,為其他國家做出了表率。”同年國際社會保障協會將“社會保障杰出成就獎”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是對中國近年來在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工作中取得的卓越成就的高度認可。  

  概括而言,中國近40年來在社會變革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  

  1.社會成員身份從人身依附關系極強的“集體人”、“單位人”轉化為“自由人”、“社會人”,實現了人的解放,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具實質意義的社會變革指標。在計劃經濟時代,各種指令性計劃是以城鄉分割管治為條件、以各種組織全面控制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行的,城鄉之間因戶籍制度而相互隔離,干部、職工、農民三大社會階層的身份標識壁壘森嚴。在這種體制下,每個農村居民都被固化在人民公社管轄下的一個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參與集體勞動、集體分配,不僅無法進入城市,也無法流動到其他農村集體,終其一生均與所在的集體組織及日出而作的熟悉土地存在著無法分割的人身依附關系;每個城市居民都被固化在各種機關事業單位與國有或集體企業中,除了個別人通過工作調動改變單位歸屬外,絕大多數城鎮居民終其一生被分割在各個不同的單位,這種固化狀態甚至延伸到下一代。在這樣的情形下,農村居民幾乎沒有改變世代務農的機會,所付出的是缺乏自由發展權利的代價;城鎮居民的“鐵飯碗”雖然穩定,但也是以犧牲人的自由流動與自主擇業為代價的。因此,計劃體制下的人是缺乏自由、缺乏自主的“集體人”、“單位人”。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后,首先是農村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使農村人擺脫了對農村集體組織與土地的人身依附關系,可以通過外出務工等方式來尋求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從“集體人”逐步變成了“自由人”。其次是城鎮經濟體制改革與勞動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使城市人擺脫了對所在單位的人身依附關系,從“單位人”變成了可以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的“社會人”。再次,在這一進程中,傳統的身份標識也在日益淡化,雖然干部、職工與農民三大階層身份固化的痕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森嚴的等級差序與權益差異已經被打破。“無論是從城鎮‘單位人’到‘社會人’,還是從農村‘集體人’到‘自由人’,都是從‘束縛’到‘自由’、從‘組織’到‘個人’的社會變遷過程②。”盡管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被動性,是經濟體制變革迫使所有人重新考慮并選擇新的就業場所與工作方式,但一旦將自由流動與自主擇業的權力賦予了勞動者,必然使人獲得解放,進而激發億萬人民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因此,社會成員從“集體人”、“單位人”到“自由人”、“社會人”的轉化,實質上是人的解放,它應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最具綜合意義的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成果,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其他一切成果的取得均離不開以這一成果為基礎。  

  2.民生質量持續改善并大幅度提升,實現了從追求溫飽到追求美好生活的飛躍。民生是社會建設的主體內容,民生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40年前,是民生維艱的局面亟待改變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力;40年來,是民生持續得到大幅度改善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③。”是改革開放使中國借助全球化之勢并憑億萬人民的創造與辛勞工作,實現了4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實際增長9.5%,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8%上升到15.2%的奇跡,從低收入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民生持續大幅度改善奠定了日益豐厚的物質基礎,以民生發展為主體的社會建設也產生了飛躍。以衡量民生水平的核心指標-恩格爾系數為例,1981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56.7%,農村居民為59.9%④。2017年我國恩格爾系數下降到29.3%,其中城鎮為28.6%,達到了國際上“富裕”水平;農村為31.2%,接近國際上“富裕”水平⑤。與此同時,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6.52歲延長到201776.7歲,居民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已經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⑥。 居民消費結構全面升級,除傳統的衣食住行四大指標全面大幅度提升外,文化教育消費、汽車消費、信息消費、旅游消費等日益成為大眾化消費。盡管現階段還存在著貧富差距過大現象,但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是堅定的既定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強力推進精準扶貧、不斷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修訂個人所得稅法等多項重大措施,正標志著縮小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中國民生發展的基本目標指向。綜觀近40年來的民生發展實踐,一個基本的結論即是我國已經實現了從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追求目標到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并正在向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的美好生活需要階段升華⑦。民生質量普遍性地持續大幅度改善,既是社會變革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又必定進一步推動著社會變革與社會發展不斷升級。  

  3.社會文明實現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飛躍。改革開放前,中國雖然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初級工業體系,但1978年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之比高達82.08%2017年下降到41.48%⑧。可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總體上還處于農業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從事農業勞動并處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狀態,日常生活也封閉在農村某個固化的點上,保持著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目前全國大多數人口成為城鎮常住人口,2017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58.52%⑨;工業生產方式也從城市向農村延伸,農業生產工業化欣欣向榮;城鄉居民的生活方式更是通過四通八達的便捷交通和暢通無阻的互聯網走向了現代化,并日益呈現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個性化。中國人不僅在改革開放中了解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而且開始普遍性地享受不亞于外面精彩世界的現代生活。據統計,截止2017年底,全國私人汽車保有量18695萬輛,其中私人轎車11416萬輛;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102.5/百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全年國內游客達50億人次,國內居民因私出境13582萬人次,赴港澳臺出境8698萬人次⑩。這一組數據加上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及人們消費觀念、社會交往途徑與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揭示了中國人已經從農業文明、傳統文明社會走進了工業文明、現代文明時代,這一社會變革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成果,早已具有了不可逆轉性。  

  4.社會政策從城鄉分割、單位分割走向社會化、一體化,相關制度安排取得了重大進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以“一大二公”為基本特征,各項社會政策均被包含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中,但當時國力薄弱,即使黨和政府有心謀求人民幸福并追求社會公正,也只能采取城鄉分割、單位分割的方式區別加以實施,并只能處于低水平的差序狀態。如教育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均是城鄉分割狀態,城市所有教育都由各級政府財政負責,農村教育只能由農村集體經濟支撐;城鎮勞動者通常由政府安排在機關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就業,農村勞動者只能世代務農;社會保障基本上是城鎮居民的專利,從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均由國家負責、單位包辦,而農村居民則只有在遭受大災并遭遇生活困境時才能獲得一些臨時性救濟。社會政策的城鄉分割,實質上使戶籍日益成為阻礙人口流動的禁制;而單位包辦的各項社會事務亦使城鎮居民日益走向封閉,一家幾代人在一個單位工作、生活幾成常態。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是農村勞動力可以進城務工,而城鎮勞動體制改革則使城鎮勞動者從終身禁錮的“鐵飯碗”變成合同制職工,城鄉勞動力開始在同一就業市場競爭;將農村義務教育與高中教育納入國家財政統一負責后,城鄉國民教育的一體化發展不斷進取,并向學前教育與職業教育城鄉一體化延伸;社會保障改革更是使其從城鎮居民的專利變成了全民福利,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社會救助制度已經從制度上實現了城鄉一體化,養老服務、兒童福利與住房保障也在從城鎮向鄉村延伸。所有這些,均表明社會政策已經從傳統的城鄉分割、單位分割狀態走向了超越單位與城鄉戶籍壁壘的社會化、一體化,雖然這些社會政策質量還不高,還迫切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走向完善,但已經確定的政策取向及其基本框架,決定了社會政策向前發展勢不可擋,這是促進社會公平與文明進步的重要條件。  

  5.社會管理從管制服從型走向多元參與治理型。在計劃體制時代,人是被國家管控的對象,嚴格的戶籍制度與單位或集體歸屬制度則為這種管治提供了絕對有利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公權力機構或被賦予公權力的組織管控一切,干部屬于管理階層,職工與農民屬于群眾,社會管理在實踐形態上表現為單向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管理日益呈現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的格局,城鄉基層社區自治的進程在加快,各種社會組織如雨后春筍,20163月全國人大制定的《慈善法》更是為慈善公益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近幾年黨中央大力推進群團改革則使之從官僚化回歸到群眾組織,各種參政議政途徑在開辟(如除個別涉及國家機密外,所有立法均須公開向全民征求意見),所有這些,均表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多元共治的新時代。共商共建共享正在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它暢通了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能夠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國家與社會治理的主動性、積極性,從而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綜上可見,近40年間,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而且也使中國的社會變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為未來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中國近40年社會變革的基本經驗  

  回顧近40年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事業,具有革命性的經濟改革深刻地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利益格局,傳統的社會格局也被完全打破,雖然部分群體(如下崗職工等)付出了相較其他群體更大的代價,但全體人民的生存境遇獲得了根本改善,整個社會實現了長期穩定運行,進而又為國民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發展進步創造了十分有利的環境與條件,這是近40年間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概括而言,中國近40年間社會變革實踐成功的經驗主要有:  

  1.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社會變革提供了穩定可靠的政治背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既沒有固守以“一大二公”計劃體制為基本特征的傳統社會主義,也沒有步蘇聯、東歐國家之后塵而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而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本質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一前提下進行大刀闊斧的經濟社會變革。這一堅持保障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穩定和傳統治理體制的有效延續,同時又可以廣泛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還避免了蘇聯東歐國家改弦易轍的混亂局面。與一些國家近40 年間發生政權更迭、政治角斗,進而導致政局不穩、民心不安、社會動蕩相比,中國在領導人多次更替的背景下對經濟社會領域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制度變革,改革廣度與改革力度堪稱史無前例,卻始終維護和鞏固了政局穩定與社會安定,這種定力主要來自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不僅使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能夠得到有效發揮,也讓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發展保持足夠的信心,并使得國家發展目標和現代化進程能夠一以貫之地持續推進11。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日益成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臻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格局也被形塑。因此,社會變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事實上與經濟變革乃到政治變革交織在一起,并在總體上獲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這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  

  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取向,堅持在發展中保障與改善民生,為中國社會變革創造了條件。40年來,改革開放的進程實質上就是反貧困和不斷改善民生的過程,除通過發展經濟來改變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生存境遇,黨和政府還通過大規模的扶貧工程來幫助落后地區與困難群體脫貧,同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能夠通過這一制度合理分享到國家發展成果。近40年間,“我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在社會保障方面,成就同樣巨大,所有老年人均能夠按月領取一筆者數額不等的養老金,13億多人被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綜合型社會救助制度實現了應保盡保,各項社會福利及相關服務也在不斷發展,社會保障事實上已經成為全體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與制度保障。從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私人轎車、網絡信息、旅游消費的日益大眾化,全面揭示了中國已經實現了從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追求目標到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并正在向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的美好生活需要階段升華12。正因為黨和政府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對保障與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視,并事實上讓全體人民普遍性地得到了實惠,雖然社會變革進程中出現過波折,部分群體的利益亦在經濟改革中受到過損害,但對普遍受惠原則的遵循和大規模反貧困運動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開展,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取向得到了貫徹落實,從而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進而為深刻的社會變革不斷向前邁進創造了有利條件。 

   3.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使中國社會變革具有了內生動力。在社會變革中,毫無疑問,人是最具活力的主體要素,能否調動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是社會變革成敗的關鍵。中國近40年來的改革發展進程,實質上就是不斷解放人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積極性的過程。在農村,農民首創了土地承包責任制,既讓億萬農村勞動者從土地上和集體中解放出來,也改變了農村社會控制嚴密的組織形態,億萬農村勞動者從鄉村走向城鎮、從土地耕作走向非農產業,成為產業工人隊伍的主力軍,不僅改寫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經濟版圖,也重塑了農村勞動者奮發向上的精神世界并快速融入現代工業社會。在城鎮,經濟體制改革在使勞動者成為“社會人”的同時,亦為其創造了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個體工商戶和私有企業主成了社會新階層,他們在為社會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并發家致富的同時,也重構了新時代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由社會成員發起組織的各種社會團體、慈善組織和社會服務機構,成為社會變革中涌現出來的新生力量并在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尊重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充分調動了勞動者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中國的經濟發展才如涓涓細流匯集成汪洋大海一樣,勢不可擋地取得巨大的成功,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社會意識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以重構,以提升人的自由度和參與社會生活的廣度為核心指標的社會發展步伐日益加快,整個社會變革朝著更加公正、更加文明的方向穩步邁進。因此,中國的社會變革是廣大人民群眾主動參與并積極發揮作用的進步性變革,它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傳統觀念與傳統體制機制的影響,但迄今為止,這一變革已經取得的成就足以證明其順應了時代發展要求,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的意愿。  

  4.堅持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進而獲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近40年間,以經濟改革領先、經濟建設為重,使我國的綜合國力迅速提升,社會財富快速積累,全體人民的生活境遇普遍改善,為社會變革創造了有利條件。例如,在發達國家,任何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均面臨著既得利益階層的強烈抑制,而中國對幾乎所有的社會保障項目均進行了革命性的變革,卻依然保持了社會安定,并未引發全局性的民心不安與社會動蕩,根本原因在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普遍高于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帶來的福利損失,進而使全體人民的凈收益持續增長,這種收入增長對傳統福利制度的調整與責任分擔機制的重構所帶來的福利損失產生了很強的替代效應,有效地緩解了社會保障改革帶來的社會風險。如果沒有經濟發展帶來的普遍性收入增長,中國的社會變革將陷入巨大的風險之中。另一方面,社會變革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與保障。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數以億計的人力資源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配置,進而解決了經濟發展中人的要素配置不斷優化的問題,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和向城鎮轉移,構成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再如社會保障改革使這一制度從城市人專利向農村擴展,進而成為全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不僅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社會公正,而且當中國經濟遭遇危機時更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經濟也深受打擊,黨和政府采取的重要應對措施即是在1998年強力推進“兩個確保、三條保障線”并使社會保障真正成為獨立于企事業單位的基本社會制度,在2009年全面推進“全民醫保”、大規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并啟動農村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國家在這兩個關鍵節點對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全面發力,直接且顯著的效果即是迅速安定了人心,提振了居民消費,進而促使消費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引擎,這是中國經濟從依賴外貿與投資型轉向走上由消費刺激的良性發展之路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只有有效地解除人民群眾的生活后顧之憂,才能促使其放心消費,進而給經濟增長帶來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13。盡管歷史不能假設,但若無1998年的“兩個確保、三條保障線”,當年的經濟危機局面不可能迅速緩解,更不可能在世紀之交那場全方位的重大改革中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安定的良好局面;若無2009年以來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發展,消費不可能成為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從而也就不會有快速擺脫世界經濟低潮并超越其他國家的發展局面。因此,是經濟發展為中國的社會變革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社會變革既維護著經濟改革的穩步推進,也為經濟發展提供著持久的動力。  

  綜上,中國近40年來社會變革所取得的成就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條件下以人民為中心、以民生為取向并尊重人民意愿和盡可能地將經濟社會變革有機結合起來的必然結果。在中國未來社會發展進程中,上述基本經驗特別值得珍視。 

  三、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全面實現中國社會發展的升華  

  盡管近40年間中國社會變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還應當看到,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并未改變,社會變革還面臨著諸多現實挑戰。至少包括:一是社會體制改革任務尚未完成。如政社分開尚未得到落實,社會自治尚未走出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新路。二是社會法制建設滯后,整個社會的運行還未全面踏上法制化軌道。如社會組織缺乏基本法規制,社會救助等重要領域還存在著立法空白,以往一些立法由于質量不高或操作性不強,難以達到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三是社會組織發展不盡如人意,不僅數量偏少,質量也是良莠不齊,活力不足是現實寫照。四是人民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仍然較為狹窄。因此,中國的社會變革還在進行中,將改革進行到底不是一句簡單的政治宣示,在社會領域特別需要全面落實并付諸行動。  

  從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中國社會變革要全面實現社會轉型,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1.加快全面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步伐。借鑒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中國的社會變革也需要從被動應變盡快全面轉化為主動適應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將深化社會體制的改革放在首位。在這方面,迫切需要理清如下思路并圍繞這些思路采取措施:一是在黨中央設立社會建設委員會,在先進的理念指導下做好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進而使具體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具有科學性。現代社會應當是一個結構完整、十分復雜的大系統,它在實踐中涉及到黨政軍群,政府中的民政、人社、教育、衛健、醫保等多個部門均承擔著直接的行政責任,還有政法系統亦必然涉及,中國特色的人民團體或群團組織更是身在其中,若無統籌考慮與合理的頂層設計,極有可能陷入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或彼此脫節的境地,導致社會運轉不暢、公眾需求不能滿足、社會矛盾難以有效化解等一系列不良效應,因此,建議黨中央成立類似于中央財經委員會的社會建設委員會,擔負起統籌各項社會事務、社會政策頂層設計的職責。二是遵循政社分開和社會事務社會辦的基本原則,切實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從充分地發揮社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出發,凡可以由社會成員自主解決的問題和社會組織處理的事務均應當由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辦理,政府重在提供相關服務并依法維護社會秩序。在這方面,政府介入的邊界應當法定化,主管部門及其職責應當清晰化,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防止公權力機構或類似公權力機構干預過多。三是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積極推行社會自治,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社會治理與社會發展中。在一個開放、發達的社會里,人的價值取向必然多元化,人際關系也具有多元化,人的訴求則呈現出多樣性,實現個性解放是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推進社會自治構成了滿足現代人的訴求和推動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在社會體制改革中,應當加快構建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其中的各種自治體,并讓這些自治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的功能作用,讓人民群眾在參與社會自治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已的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治理的能力,最終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生動活潑的社會治理新局面。  

  2.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體系或網絡。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且從未中斷的歷史悠久的國家,又是一個正在探索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在社會變革中,既要汲取傳統的社會治理智慧與經驗,又要開拓創新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完成的艱巨任務。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深厚的家國一體、家族自治的特色14。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集體與城鎮單位則包攬了幾乎所有的社會事務,家族自治被送進了歷史。時代發展到今天,家族自治與集體或單位包辦社會事務的傳統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傳統的行政管治更無法替代家族與集體或單位的歷史職責,如農村村民委員會與城鎮社區居民委員會在復雜的社會治理訴求面前日益顯得乏力,進而導致了社會治理的真空地帶不斷增多,中國亟切需要盡快著力構建社會活動的主體,而社會組織無疑是最符合現代社會治理的當然主體。因此,在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的進程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體系或網絡已經具有緊迫性。一方面,國家應當大力培育各種社會組織,并使之成為社會治理的真正主體,充分發揮其有效配置社會資源、處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潤滑社會關系的多重功能,充當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根本途徑。在這方面,合理的取向應當是鼓勵、培育、扶持而不是限制社會組織的發展,應當根據人民群眾的真實意愿與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立足社區為重點,尊重現實中的社會結構和發展變化中的社會關系,成立數以千萬計的各種社會組織,特別是慈善公益類社會組織需要得到快速發展,同時要杜絕社會組織官僚化、行政化,讓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自治組織。另一方面,工會、婦聯、共青團、殘聯、紅十字會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群團組織,它是中國共產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與紐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很好的作用。針對現實中的群團組織日益官僚化、行政化現象,仍然需要繼續深化群團組織改革,讓這些組織真正回歸本源,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唯有如此,才能將全體社會成員納入參與社會治理的有序軌道中,才能充分調動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激發社會組織的發展活力。  

   3.加快健全完善社會政策體系,打造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經濟社會協同發展是國家健康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偏上國家行列,2018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1萬美元左右,正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這一成果表明國家經濟發展已經站在了較高的起點上。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視社會建設、改變社會發展滯后的面貌勢在必行。為此,特別需要加快健全完善社會政策體系,包括教育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勞動就業政策、醫療衛生政策、住房政策等,均需要全面檢討并通過深化改革使之不斷優化,其中促進這些政策的公平性應當成為深化改革的核心內容。例如,教育領域需要促進公共資源配置公平、教育機會公平、優撫教育資源共享;社會保障政策需要促進籌資負擔公平、保障待遇公平;勞動就業政策需要促進平等就業、消除就業歧視并不斷提升就業質量;醫療衛生政策需要合理布局醫療衛生資源、提升服務可及性與便捷性;住房政策需要切實保障城鄉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同時治理房價(包括商品房價格與住房租賃價格)使住房回歸到“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用來炒的”的正常軌道;還有人口政策、家庭政策等等,均需要體系化。  

   4.加快社會領域的立法步伐,讓整個社會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面對日益復雜多元的社會,沒有法治便不可能有序運行,更不能達至社會和諧。現實卻不容樂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社會法構成了七大法律部門中的短板,現行大多數社會法律質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有的已經遠遠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有許多立法空白亟待填補。因此,加快社會領域的立法步伐勢在必行。一方面,需要盡快制定《社會組織法或非營利法人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基本社會法律,同時制定《兒童福利法》等一系列專門法律,徹底扭轉這些領域無法可依或者只有低位階的行政法規、規章局面。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修訂現行法律,如《社會保險法》已經無法適應社會保險制度變革與發展的需要,《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等只是政策性宣示的軟法,這些法律如果不進行修訂不僅無法引領社會事業的健康發展,而且會阻滯其發展。  

  總之,經濟與社會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兩條腿,都屬于缺一不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創造的奇跡已經為世界公認,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社會轉型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失衡局面尚未改變,中國社會變革的任務尚未完成。只有加強社會建設,重視社會政策與法制的構建與完善,著力促進社會組織的快速成長,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才能全面開創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新局面。   

   鄭功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經驗,《人民論壇》,201812月(下)。  

   鄭子青: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變遷——以湖南省平江縣南江鎮為例,《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11期。  

   同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提要201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831日。  

   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40 “健康中國”鋪就“人民幸福路”,人民網,2018-12-30  

   鄭功成:《習近平民生思想:時代背景與理論特質》,《社會保障評論》,2018年第3期。鄭功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人民論壇》,201812月(下)。  

  ⑧⑨ 《中國統計年鑒201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1 同①  

  12 鄭功成:《習近平民生思想:時代背景與理論特質》,《社會保障評論》,2018年第3期。  

  13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經濟發展:回顧與展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14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演進的歷史邏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本文載于《社會治理》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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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鄭功成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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