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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保護應基于人類價值維度
2019年10月15日 14: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孔成思 字號

內容摘要:環境倫理學中,以生態完整性的價值立場建構生態整體主義倫理思想,是主流研究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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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倫理學中,以生態完整性的價值立場建構生態整體主義倫理思想,是主流研究路徑之一。不管是以利奧波德(A. Leopold)為代表的大地倫理思想,還是以納斯(A. Naess)為代表的深層生態學,或是以羅爾斯頓(H. Rolston)為代表的荒野哲學,無不蘊含這樣一條內在論證邏輯:將生物多樣性視為維護、促進整體的自然的完整性的基石,從而為物種保護提供一種可靠的道德辯護。然而,關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完整性間的事實關系之爭,動搖了這一基礎。生態學的研究表明,一個完整、健康的生態系統不再以生物多樣性作為支撐。那么,保護物種的倫理辯護是否還能成立?帶著該問題重新考察這種論證路徑的合理性,更能直擊生態整體主義倫理思想的問題實質。

  事實挑戰: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完整性關系之爭

  關于生物多樣性對生態完整性是否呈現促進作用一直存在爭議,這將導致生態整體主義在生態完整性意義上提出的生物多樣性對物種保護的道德辯護,遭到直接挑戰。

  誠然,生物多樣性與防治物種滅絕間的正相關關系也得到支持,例如“鉚釘論” 的類比論證。若將地球類比為一架飛機,而把地球上的物種類比為飛機上的鉚釘,于是這就形象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單個鉚釘的缺失并不會影響飛機的安全與性能,但根據滑坡理論的原理,隨著鉚釘不斷一顆接一顆的缺失,就會出現最后一根稻草壓死駱駝的效應,飛機遲早會因為鉚釘缺失達到一定數量之后而處于癱瘓或出現可怕的安全事故。以此類比,雖然當前物種的滅絕并沒有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當這種滅絕的數量達到一定極值的時候,地球的整個生態系統注定將會全線崩潰。

  雖然“鉚釘論”的類比論證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大眾普遍對物種發生不可逆消亡感到擔憂的心態,但仍然有學者對這種類比提出質疑。薩卡爾(Sahotra Sarkar)認為,這種類比在對象的選擇上極具隨意性。他反駁道:生物圈為什么一定要與飛機類比,完全也可以借用休謨的類比對象,將其類比成蔬菜。對于大多數蔬菜而言,從母株分離下來的莖葉都可以再次長成獨立的蔬菜。因此,按照蔬菜的這種類比,生態系統不會由于其他物種的消亡而崩潰瓦解。甚至有觀點從“鉚釘論”的對立面出發,認為一些物種的滅絕非但不會造成生態系統的崩潰,反而還能促進新一輪生物多樣性的繁榮。研究表明,在一定情況下一些物種的滅絕不但不會威脅到相關物種的滅絕,還會阻止生態系統中相關物種的進一步滅絕。如,薩哈斯拉布德赫(Sagar Sahasrabudhe)和莫特(Adilson E. Motter)在研究食物網關系中的物種相互影響中發現,消除或季節性地移走某些瀕危物種的天敵,確實能增加這些物種的數量,從而起到保護某些瀕臨滅絕物種的作用。

  倫理辯護:物種“消亡”與物種“毀滅”之別

  面對這種挑戰,生態整體主義卻認為這種生態學上的事實論爭并不直接影響對物種滅絕的道德考量,因為生態多樣性對物種保護所進行的道德辯護的首要前提是區分物種“消亡”與“毀滅”之間的道德差異性。無論生物多樣性與物種保護之間究竟會是怎樣的生態事實關系,都必須以非人為因素的自然狀態為前提。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物種滅絕的數量還是速率都呈現出驚人的加速上升的趨勢,諸多跡象表明物種的這種毀滅式滅絕與以往物種的自然消亡并不相同。因此,區分物種自然因素的“消亡”與人為因素的“毀滅”之間性質上的差異,成為對物種保護進行道德辯護的基礎。

  就詞義而言,“消亡”表現為一個逐漸減弱的過程,是生命運動發展的必然規律,可類比為某種意義上的自然老死;而“毀滅”突出了一個戛然而止的狀態,是生命線被突然終止的意外事故,性質上可視作與謀殺無異。古恩(Alastair S. Gunn)指出,“以人為的方式對整個物種大規模地屠殺與進化過程中的物種形成完全不同:進化和自然選擇理論是給予恐龍的消失一個完整的表述,而不是像候鴿那樣突然的消亡”。就后果而言,“消亡”是廣義上自然生命循環往復的重要環節,生命存在的意義本就包含對生命的延續和促進。一種物種在自然選擇過程的消亡完全可能由它的幾種亞種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該物種與其他物種在生態競爭中也促使整個生命系統向著更優方向發展;而“毀滅”擾亂了廣義自然生命的循環周期,剝奪了生命發展的多種潛在可能性。人為因素導致物種的滅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然選擇功能的作用,嚴重干擾了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造成不是最適合生存的物種在生態系統中保存了下來,進而使自然生命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中。在此基礎上,羅爾斯頓認為,“在自然滅種過程中,大自然會奪走某個物種——當該物種已變得不適合于棲息地或當棲息地已改變時——的生命,并用其他物種來代替它。人為滅種卻終止了進化的更新,因為它終止了物種的形成。自然滅種發生時,一般都能促使被滅絕的物種、相關物種或競爭物種向另一物種轉化,而人為滅種卻不能帶來任何物種的產生;一個是打開進化之門,另一個則是關上進化之門”。

  在這場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完整性之爭所引發的事實挑戰與倫理辯護的交鋒中,不難發現,生態整體主義并非關注生物多樣性所體現的事實價值,而是其是否能提取生態倫理價值。由此,生態整體主義對物種保護展開倫理辯護的邏輯是:物種在漫長的生命進程中,是通過與包括人在內的生態系統相互作用演化而成,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內在客觀終極價值的直接體現,因此人類有義務去保護這些與自己有共生關系的物種。然而,這也恰好表明僅以生物多樣性來論證保護物種的道德理由存在片面性,不加限定條件將所有物種包含于人類的道德義務中,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理的。對于物種保護的道德理由而言,不應僅考慮生態價值的單一維度。人與物種倫理關系成立的前提是不能離開人類社會的價值維度。

 

  (本文系重慶市社科規劃項目“瀕危物種保護的倫理困境及對策研究”(2018BS2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孔成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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