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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羅蒂與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的可能性
2020年02月29日 21:06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滬)2018年第5期 作者:湯擁華 字號
關鍵詞:羅蒂;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

內容摘要:根據羅蒂新實用主義的邏輯,我們不能說羅蒂的文學理論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而只能說作為新實用主義者的羅蒂與作為文學理論家的羅蒂。

關鍵詞:羅蒂;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湯擁華,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美學與文學理論的研究,通訊地址:上海市閔行區東川路500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200241

    關鍵詞:羅蒂;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

    內容提要:根據羅蒂新實用主義的邏輯,我們不能說羅蒂的文學理論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而只能說作為新實用主義者的羅蒂與作為文學理論家的羅蒂,在某種意義上構成相互闡發的關系。所以我們不妨從新實用主義的定義難題出發,充分激活文學與哲學的張力關系,考察羅蒂對文學理論的設計與期待。我們還可以將理論分為“探究”“難題化”“療治”三種路徑,以求對一種可能的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的提問方式、運思路徑和論說策略進行更好的定位。

    標題注釋:本論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實用主義文論研究”[項目編號:18BZW011]階段性成果;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當代西方前沿文論研究”[項目編號:14ZDB087]階段性成果。 

 

  本文并非打算對理查德·羅蒂(1931年-2007年)的文學觀作全面介紹,而是要借羅蒂之力探討這一問題:一種新實用主義文學理論是否可能?此探討的障礙有二:首先,雖然羅蒂以“文學文化”代替“哲學文化”的主張,學者大多已耳熟能詳,但要講清楚羅蒂如何有資格被稱為文學理論家并不那么簡單;其次,“新實用主義”是一個極不嚴格的命名,很難提供內涵清晰的界定。不過論者有一基本信心:羅蒂對實用主義的新用法與他對文學理論的理解密切相關,反之亦然。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領會羅蒂在何種意義上是個新實用主義者,也就不難理解羅蒂在何種意義上是個文學理論家,他那戛戛獨造的實用主義方案,又為文學理論本身——而不只是某些特定的觀點提供了何種可能性。

  從實用主義復興到新實用主義

  所謂新實用主義,廣義來說是古典或者說經典實用主義之后的實用主義,狹義來說就是以羅蒂為中心的實用主義(一些學者干脆稱之為“羅蒂主義”,即Rortyism)。先說前者。眾所周知,以皮爾士、詹姆斯、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的本土哲學,與美國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關系極為密切,但是當分析哲學在美國崛起、進而歐陸理論大行其道之后,實用主義日漸式微,對很多人來說,它不僅是不夠哲學的,也是不夠當代的,只能作為“美國研究”的歷史資料存在。但是沉寂只是表面現象,實用主義復興的潛流一直在涌動,上世紀90年代以后,終于一陽來復。一時間,從哲學到社會科學,從文學研究到種族研究,從女性主義到法學理論,學者們簡直言必稱實用主義,其影響不僅越出哲學的學科界限,更打破學術地緣政治的壁壘,受到一貫高傲的歐陸知識界重視,①為過去數十年未有之盛況。羅蒂的學生、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康奈爾·韋斯特認為,實用主義所體現的是美國人對以認識論為中心的哲學的逃避(從愛默生到羅蒂),在實用主義的譜系中,哲學是作為文化批判的形式出現的,“美國實用主義與其說是為肇始于柏拉圖的西方哲學對話中的那些歷史悠久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哲學傳統之一部分,不如說是一個試圖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向美國自身解釋美國的連續的文化評論和系列闡釋”(韋斯特4)。至于實用主義復興,則是一種以重建為目標的思潮,其在后現代時刻“最顯著的感召力就在于它大大方方地強調道德,明明白白地追求改良。在這世界范圍之內彌漫著犬儒主義、虛無主義、恐怖主義并且可能走向滅絕的悲觀厭世的時代里,人們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規范和價值,盼望著能進行有原則可循的反抗和斗爭來改變我們面臨的極度困境”(韋斯特3)。

  說實用主義哲學是一種文化批評,不失為敏銳的觀察;在一片后現代主義的鼓噪聲中提出重建價值,也確實抓到了痛點。但是,適用于古典實用主義復興的描述,未必就適用于“新實用主義”的崛起,羅蒂已經把水攪渾了。其他不論,羅蒂一貫主張“沒有原則的倫理學”,基本上不會接受上文中“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規范和價值”“盼望著能進行有原則可循的反抗和斗爭”這類說法。羅蒂被不少人視為實用主義復興甚至美國精神復興的功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不過是數典忘祖、敗壞傳統的罪人。美國哲學界中,以實用主義傳人自居者往往對羅蒂多有抨擊,來自蘇珊·哈克的炮火尤其猛烈。哈克相信,實用主義是一家大旅館,雖然每個人使用不同的方法,探討不同的問題,卻都是通過一條大走廊到達這里,這個走廊就是皮爾士所代表的古典實用主義。羅蒂雖然早年也將皮爾士放在重要位置,認為皮爾士所謂“概念的意義是它對行為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總和”可與維特根斯坦“但問使用,莫問意義”相互發明,②但當他思想成熟后就轉向了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甚至不惜矯枉過正地說,皮爾士對實用主義的貢獻一是提供了一個名號,二是啟發了威廉·詹姆斯,他骨子里仍是個康德主義者(Rorty,Consequences 161)。哈克則針鋒相對地宣稱,皮爾士才是實用主義的正宗和先知。她接受皮爾士尋求“改良的”“科學的”哲學的立場,重申皮爾士的意義理論,將之表述為:一個概念的意義,等同于該概念對于(深思熟慮的、自我控制的)行為所產生的后果(哈克編,“意義”2)。這一表述顯然強化了認識論色彩。哈克認為,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希拉里·普特南、約瑟夫·馬戈利斯等在內的新一代實用主義者主動吸收包括大陸哲學在內的新的思想資源,已形成各自的運思向度(她本人則發展了批判常識主義的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但是羅蒂的新實用主義不在其列:

  還有一種最極端的新實用主義,由理查德·羅蒂對一個革命的、“后哲學的”時代的宣告而登堂入室。在新實用主義那里,真理不再被認作是忠實的表象,而被認作會話的一致;傳統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問題被拋棄了;哲學放棄了模仿自然科學的雄心,而被重新當作一種文學類型,“僅僅是一種類型的寫作”。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激進的新實用主義并沒有受到主流哲學的熱烈歡迎;但是在別的地方,例如在人文科學、文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以及在那些發現羅蒂的“社會希望”的政治意味有吸引力的人那里,它卻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意義”3)

  在蘇珊·哈克看來,羅蒂所提供的是實用主義的“庸俗”版本,是要將實用主義推向極端從而顛覆它,他們對真理觀念的敵視,已遠非改造哲學,而是走到了反哲學甚至反理智的邊緣。探究真理的活動被羅蒂等同于談判,真理不再是符合事實,而不過是在對話者之間達成一致的嘗試。哲學被視為文學的一種類型,不再以成為嚴格科學相感召,甚至科學本身也不指向客觀真理,而不過是人類團結一致的樣板。唯一值得提倡的哲學是“教化”哲學,不是專注于論證,而是專注于想象、隱喻和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哈克特別指出,這未必就是要由哲學走入文學,而是刻意發掘文學的政治維度,哲學由此搖身一變,成為最時髦的文化政治學(“意義”38—39)。

  有關新實用主義,羅蒂本人其實很少使用“neo-pragmatism”(以及“neo-pragmatist”)這一術語,大部分情況下他說的就是實用主義,他并不想時時將自身與古典實用主義傳統分隔開來。在罕見的一次對“neo-pragmatist”的界定中,羅蒂的說法是,就哲學而言,經典實用主義者(如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和新實用主義者之間存在兩大差別:其一,經典實用主義者說“經驗”(像詹姆斯和杜威那樣)而新實用主義者說“語言”(像奎因和戴維森那樣);其二,經典實用主義者假設存在著某種“科學方法”,應用這種方法可以使一個人的信仰(belief)更有可能為真,新實用主義者則心照不宣地將此假設摒棄(Rorty,Philosophy 35)。這番解說貌似清晰,落實到個人仍撲朔迷離。羅蒂研究專家、德國學者烏爾夫·舒倫貝格為新實用主義提供了一個成分多元的名單,包括羅蒂、唐納德·戴維森、希拉里·普特南、理查德·J·伯恩斯坦、斯坦利·卡維爾、理查德·A·波斯納、斯坦利·費什、理查德·舒斯特曼、斯特芬·梅勞克斯、理查德·波里爾、斯蒂芬·耐普、沃爾特·本·邁克爾斯、南希·弗雷澤、康奈爾·韋斯特、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賈爾斯·岡等,涵蓋了哲學、美學、宗教、法律、美國研究、文學以及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Ulf Schulenberg 577-608)。③要為這些人找到一個言簡意賅的共同綱領,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尤其大部分人并不愿意接受新實用主義這一名號。名單中有不少是文學理論家,本是羅蒂更為青睞的對話者,然而他們對羅蒂的學說同樣多有保留。斯坦利·費什很可能是在讀到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后才成為實用主義者的,但他那有關“闡釋共同體”的著名提法被羅蒂批評為是科學主義的;耐普和邁克爾斯是實用主義的后起之秀(蘇珊·哈克稱他們為“新新實用主義者”)(蘇珊42),但羅蒂認為他們受了費什的不良影響,仍然在走構建意義理論的老路,而他們覺得羅蒂只是半吊子實用主義;舒斯特曼將羅蒂與自己同歸入所謂“重構性——敘事性的或系譜性—詩意”的杜威傳統,而與約瑟夫·馬戈利斯所代表的“描述性—形而上學”的皮爾士傳統區別開來,但他反復強調,雖然羅蒂強烈地影響了他在實用主義中的工作,但他所做的工作中有太多的東西完全是用來反對羅蒂的(舒斯特曼254-59)。哲學家也好,文論家也好,不管他們如何熟悉維特根斯坦以來的語言哲學,如何對科學主義抱有批判的態度,一旦與羅蒂放在一起,“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似乎總嫌不夠徹底,因而很難名正言順地——或者說,心甘情愿地立身于新實用主義旗下。

  即便如此,他們仍然進入了羅蒂的陣營。這兩件事并不矛盾:一方面,那些羅蒂引以為同道的人物都迫不及待地要跟他及“新實用主義”劃清界限;另一方面,許多人確實因為他而開始關注某些問題,重審自身的學術立場甚至調整學術軌跡。一如羅蒂的另一學生羅伯特·布蘭頓所說,當代一些最出色、最有趣的哲學論述都與羅蒂新實用主義相關,眾多哲學家包括他本人在內,在其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密切關注著羅蒂的論題及看法(Rorty and His Critics ix)。羅蒂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烏爾夫敏銳地指出,要理解羅蒂的新實用主義,必須理解其對立修辭。他認為羅蒂的世界可以分為“愛者”和“知者”(羅蒂無疑屬于前者),而這一區分又與一系列二元對立相關(每一對立的前一項對應于愛者,后一項則對應于知者):民主—哲學、團結—客觀、希望—知識、實踐—理論、詩人—哲學家、對話—探究/研究、美—崇高、改革左派—文化/學術左派。波蘭學者萊謝克·德龍也有近似觀察,在他所整理的名目里,“友方”包括存在主義、解構主義、整體論、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維特根斯坦主義、反實在論和解釋學;“敵方”則被冠以始基主義、本質主義、再現論、實在論、理念論或形而上學,如此等等(Leszek Drong 21)。大衛·L·霍爾半開玩笑地分出羅蒂筆下的英雄與惡人(羅蒂自己真的會用“bad guys”這種稱謂),前者是所謂體系性思想家,包括柏拉圖、笛卡爾、康德、胡塞爾、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以及懷特海等等;后者則是教化思想家(Edifying thinker),有尼采、杜威、后期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伽達默爾以及羅蒂自己(David and Rorty 113)。④

  必須馬上指出,這種二元對立的修辭術是構建異同關系的話語實踐,而非將差異絕對化的實質性區分。對羅蒂來說,問題的關鍵從來不是找到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立場。恰相反,正是在一系列“蠻橫”卻富有煽動力的對立關系中,新實用主義才有可能以共識的尋求代替對真理的探究。這種對立的修辭學與其說是黨同伐異的,不如說是求同存異的。羅蒂所樂此不疲的是“拉人入伙”的工作。在他所構想的極具開放性的實用主義陣營之內,羅蒂不愿與他人有任何實質性的對立,他始終相信,撥開一些概念的疑云,“我們實用主義者”所信奉的是同樣的東西,他極具魔力的句式是“我很少見到我們之間有任何實質性的差別”,或者,“如果接受這一點,我們的大部分分歧就渙然冰釋了”。而且,他想進一步讓人看到,既然實用主義與分析哲學、美國學院哲學與歐陸理論話語有共同的對立面,那么它們應該能夠發現彼此真正關心、真正能夠制造差別的事情。

作者簡介

姓名:湯擁華 工作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職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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