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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家詩的消失 ——以錢鍾書的論述為中心
2020年02月29日 21:15 來源:《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19年第1期 作者:周景耀 字號
關鍵詞:錢鍾書;理學家詩;濂洛風雅;詩學傳統

內容摘要:錢鍾書在不同時期的著述中認為大部分理學家詩是“講義語錄之押韻者”,是“押韻的文件”,沒有審美價值,不能稱之為詩。

關鍵詞:錢鍾書;理學家詩;濂洛風雅;詩學傳統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周景耀,1981年生,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中文系講師,文學博士。

    關鍵詞:錢鍾書;理學家詩;濂洛風雅;詩學傳統

    內容提要:錢鍾書在不同時期的著述中認為大部分理學家詩是“講義語錄之押韻者”,是“押韻的文件”,沒有審美價值,不能稱之為詩。這種批評體現了其思想“趨時”的雙重性:表層的與意識形態規訓相呼應的“趨時”和深層的與20世紀以來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國傳統的潮流相激蕩的“趨時”。前者表現為在《宋詩選注》中理學家詩的大規模缺席,后者表現為他以理念說、審美無功利說等西方現代美學觀念為理論資源“重估”理學家詩與中國詩學傳統,對詩的認識亦借此發生顛倒性轉變。因此,宋詩乃至中國詩學的豐富性面相遭到壓抑與涂改,諸多不利的詩學后果亦由此引發,對此不能不深長思之。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古代文論研究文獻輯錄、學術史考察及數據庫建設(1911-1949)”(18ZDA242);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立項重點項目“現代宋詩學研究”(18NDJC17Z)。

 

  在宋至晚清的宋詩選本中,理學家詩占據一席之地,但在現代的宋詩選本中,理學家詩卻大規模消失了,這一詩學現象值得深思。作為現代學人的錢鍾書對理學家詩的意見無疑對思考此現象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20世紀宋詩接受史上,錢鍾書的宋詩研究舉足輕重,其諸多論斷構成了現代宋詩研究范式得以成立的前提,具有典范性意義。錢鍾書在不同時期對很多宋代詩人與流派有過評論,學界多有研究,但錢鍾書有關理學家詩(理學詩)的意見卻鮮為研究者關注。鑒于此,本文擬以錢鍾書的論述為中心,對此問題探賾索隱展開討論。

  1958年《宋詩選注》(以下稱《選注》)的出版,是現代宋詩接受史上的重要事件。當然,在此選本流傳與接受的過程中,對宋詩之“偏見”亦隨之產生。正如錢氏所云:“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正、正經嚴肅,那就像造物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1]那么,錢鍾書選注宋詩是否也“懷挾偏見”呢?我們發現,這個在特殊時期誕生的宋詩選本其實是“暗藏玄機”的,雖如錢氏事后追記,礙于“某種處境”,《選注》顯得“晦昧朦朧”,不夠“爽朗”,但其個人對宋詩的“衷心嗜好”似乎并未因“適應氣候”而全然隱藏起來[2]447-479。他對理學家詩的評價即是例證之一。

  《選注》1958年出版時,選詩81家,共296題,384首詩;1963年再版時,選目有所改動,刪一家,存80家,保留290題詩,共370首。此選目沿用至今,入選之詩大部分為近體,除去“適應氣候”者,其余多為“描寫個人生活意境和流連光景的作品”[3]。梁昆在1938年出版的《宋詩派別論》中以“派別”論宋詩,將宋詩分為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荊公派、東坡派、江西派、四靈派、江湖派、理學派、晚宋派等十一派。且不說如此分派是否周全合理,若以梁氏所分“派別”對照《選注》,會發現錢氏選詩的“偏見”與“派別”意識還是很明顯的。具體而言,在《選注》中頗能代表宋詩特色、影響甚大的江西派詩入選率不高,且錢氏對之多有批評,對西昆、香山等派的態度亦如此。在宋詩的版圖上,這些詩派顯然有其獨特的詩學價值。對比鮮明的是,南宋形成的江湖派則更受青睞,錢鍾書似乎視它們為糾謬江西、晚唐兩派弊病而論之的,《選注》的下半部分,地盤幾乎全給江湖派占了,此現象耐人尋味,大概是因為江湖派詩熱衷于“描寫個人生活意境和流連光景”吧。較之西昆、江西等派,在宋代儒學興起背景下產生的理學詩派更不受待見,《選注》留給他們的空間極其有限。如此一來,宋詩之豐富性非但沒有在這個流傳廣遠的選本中體現出來,反而無形中給人以理學家無詩的印象。梁崑認為:“宋代學術于文化史中最占要位者,非文詞,亦非詩賦,而惟道學,亦名理學,起自周濂溪、邵康節,盛于程明道、程尹川,集大成于朱晦翁。晦翁以降,理學彌漫天下,舉凡文學、政治,無不有理學思想為其背影,而成理學之政治,理學之文學。夫詩乃文學之一偏,故宋理學家亦獨有其理學詩體。”[4]以錢氏之博聞多識,他不可能對此蟬聯兩百多年而不斷的理學視而不見。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原因致使錢鍾書對理學家詩“冷漠無情”?他是有意為之嗎?不妨從《選注》劉子翚小傳談起。

  劉子翚(1101-1147),福建人,南宋理學家,精于易學,朱熹嘗從其學,著有《屏山集》,他是唯一的一位進入《選注》的理學家,較之朱熹等人,劉的聲名并不顯著,在理學史上影響也有限,錢鍾書為何偏偏關注他呢?他在劉氏小傳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同時也對理學家詩進行了評價。錢氏認為,劉子翚雖是道學家,但卻是“詩人里的一位道學家,并非只在道學家里充個詩人。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他的詩“風格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憤慨國事的作品”[2]246,進入《選注》的《江上》《策杖》《汴京紀事》諸詩之風格即如其所論。由此可見,錢鍾書首先視劉氏為詩人而非理學家,是否沾染“講義語錄”習氣是劉詩進入《選注》的關鍵。也就是說,“講義語錄”之習氣阻擋了理學家詩進入《選注》,沾染此習氣的詩,在錢氏眼里不是好詩,甚至不能以詩稱之。首先,這些道學家持“作文害道”的觀念,存在著貶抑“文學”之嫌,這不公平。其次,即便道學家作詩,也大多借此“來講道學”、哲學、史學以至天文、水利[2]39,非但容不得“閑言語”[2]244-245,也對形式整齊的詩律造成破壞,錢氏認為這樣的詩為道學詩,與“講義語錄”無異,是還未擺脫押韻牽累的散文[2]7。在此基礎上,他在《選注》序言里進一步發揮,指出愛講道理、發議論是宋詩的一大缺陷,此風氣借助“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得以“普遍流播”,影響了很多詩人,包括江西派詩人群體、黃庭堅等人就寫了些“講義語錄之押韻者”[2]245。因此,錢氏選注宋詩的主要標準就是“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2]20,這顯然是為理學派與江西派量身訂做的。

  非但如此,錢鍾書還將理學與南宋滅亡聯系在一起。在注解樂雷發《烏烏歌》時,他認為南宋的道學興盛猶如魏晉之崇尚老莊“清談”,清談導致“神州陸沉”,高論性理的道學也可以“誤國禍世”[2]444-445。錢氏所論是否與史相合,是否合乎情理暫且不論,我們更想追問的是,彼時他對理學家詩的評價是他真實的想法嗎?畢竟他要顧忌“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以“適應氣候”而自保[4]479,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小心翼翼選出的劉子翚的那幾首詩,確實既適應了氣候,又保留了自己的“嗜好”——《汴京紀事》體現了愛國主義,《江上》《策杖》具有“江湖味”,回避了“反映論”,是描寫“個人生活意境與流連光景”之作。既然如此麻煩,一個理學家都不選豈不輕松?或許他想借助理學史上影響甚微的劉子翚表達他對理學家詩的真實感受,而不僅僅是為了“適應氣候”?

作者簡介

姓名:周景耀 工作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中文系

職稱:講師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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