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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軌跡研究 ——穩增長、高質量發展與混合經濟結構優化
2020年02月17日 11:25 來源:《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12期 作者:景維民/王瑤 字號
關鍵詞:穩增長/高質量發展/混合經濟結構優化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但從2010年第三季度起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次歷史性大轉折。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這一保障又是建立在經濟穩增長的基礎上。

關鍵詞:穩增長/高質量發展/混合經濟結構優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但從2010年第三季度起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次歷史性大轉折。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這一保障又是建立在經濟穩增長的基礎上。沒有穩增長就沒有高質量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進行混合經濟結構優化。混合經濟結構優化不僅要解決宏觀經濟所有制結構的合理比例問題,更要解決微觀企業主體內部不同經濟成分的合理比例問題。

  關 鍵 詞:穩增長/高質量發展/混合經濟結構優化

  作者簡介:景維民,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員,主要從事轉型經濟學與當代中國經濟研究;王瑤,女,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當代中國經濟研究。天津 30007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6JJD790028)。

 

  經歷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生產力落后貧窮的國家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去由單純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變為追求經濟平衡和充分發展,從而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人民從全力追求“金山銀山”變為追求“綠水青山”進而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中國人民的收入從低收入水平變為中等收入水平,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宏大夙愿。本文試圖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入手,以歷史的視角分析和研究中國經濟穩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闡述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認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點就在于混合經濟結構優化。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兩個相互聯系又存在一定差異的概念。一般來說,從再生產角度看擴大再生產就是總生產能力的增長,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是以擴大再生產為前提,但是二者并非等同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總產出即物質產品和服務生產總量與前期相比所實現的增長。其中,產出既包括因擴大投資而增加的產出,又包括由于生產效率的提高而獲得的增產。考慮到人口的因素,經濟增長應理解為按人口平均計算總產出即人均總產出的增長。因此,社會總產出的增加側重反映一國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而人均總產出的增加則突出體現人民生活水平和經濟效益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關注物質方面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更加關注社會產出的量的變化而非質的變化。

  經濟發展所涵蓋的內容遠比經濟增長的內容更加豐富。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的內容,而且還包括經濟制度的進步、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自然環境的改善、自然資源供給的增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福利的增進以及社會民主的進步等。經濟發展既囊括了經濟在量上的增加而且還包括在質上的變化,即經濟發展不僅僅只關注國民生產總值量的增加,還更加關注經濟結構方面和質量方面的優化以及在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變革等方面的變化。經濟發展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不斷創新和變化的過程,同時也是經濟質量的改善和優化的過程。

  事實上,研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關系的學者將二者理解為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更直觀而言,勞動生產率是社會生產力的量的規定性的具體表現形式,它并不能直接反映和度量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質的規定性[1]。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水平一方面可以反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又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和創造所必需的物質資料。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促進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因此,勞動生產率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與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生產力發展二者的關系進行類比,不難得出,經濟發展是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同時經濟發展也必然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二者在總體上是同步的,同時又是相互促進的。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演進及特征

  從新中國建立起至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改革開放前30年經濟增長劇烈波動階段;改革開放后30年經濟增長在波動中提升較快階段;從2010年第三季度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滑并追求穩增長發展階段以及追求高質量發展階段。

  就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階段來看,“文革”前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經濟增長率的起伏由15.6%變化到4.2%;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期間的經濟增長率在-27.3%~21.3%范圍內波動;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增長率變化為由18.3%到負增長;從1965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范圍由19.4%到負增長。如果把這30多年的經濟增長率比作是一個經濟機體的心電圖的話,那么它的脈搏跳動是非常劇烈的。總而言之,這3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經歷了一定的曲折,但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上建立了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從無到有的問題。從歷史角度來看,這是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

  就第二階段而言,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撥亂反正,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時期,自此,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發生了根本變化,經濟增長率明顯提升。197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11.7%,1984年為15.2%,1987年和1988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1.6%和11.3%。后來,由于經濟調整,1989年和1990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下降到4.2%和3.9%,但這并未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狀況。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率始終保持在14.2%~7.7%之間。從2000年到2007年,經濟增長率連續8年從8.3%上升到了14.2%。其中,這8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5%、8.3%、9.1%、10.0%、10.1%、11.4%、12.7%和14.2%。同樣將這30年的經濟增長率看作是一個經濟機體的心電圖,那么它的脈搏跳動是平穩上升的。這一時期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取得的這一成就也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

  到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同比開始下降,緊接著發生了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個季度急劇下滑到7.1%。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大力度的經濟刺激政策,拋出4萬億資金,這一政策迅速扭轉了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到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逐步回升到12.2%,但這一高增長率并沒有持續下去。從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經過2011年的4個季度,再經過2012年的3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出現連續10個季度的下滑,雖經2012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小幅回升但進入2013年經濟增長率仍然沒有明顯升高。在2014年第一季度,它下降到7.3%,并且2017年第一季度為6.9%。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但追求穩增長發展的第三階段。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即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第四個階段。從中央到地方、從理論到實踐都在不斷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再轉型階段。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變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發展的迫切要求和戰略目標。這也為實現經濟穩增長基礎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實施路徑。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保障,而這一保障又是建立在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之上。

  經過上述四個經濟增長和波動階段,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被世界稱為中國奇跡。具體而言,多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實現兩位數增長,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近8 700多美元,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總的來說,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達到了40年來的新高度,中國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跨越的轉型,同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也在由弱變強。實踐表明,中國已從落后國家轉變為經濟大國,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騰飛。

  縱觀整個中國經濟騰飛的歷史過程,中國經濟增長雖然波動,但總體來說呈現出“高位平穩型”的增長態勢。這一增長態勢被國內外形象地稱為“中國式的增長”。縱觀歷史,中國式的經濟增長具有五大特點:(1)波動強度不斷下降。經濟增長率從改革前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后的11%左右,增長強度在不斷下降。(2)波動深度不斷減弱。經濟增長的低增長率已經從改革前的高頻率的負增長轉變為改革開放后的正增長。(3)波動幅度趨于縮小。經濟增長率的峰谷差值由改革開放前的近50個百分點下降到改革開放后的6個百分點。(4)波動的平均高度適度提升。經濟增長率由改革開放前的年均6.1%提升到改革后的年均9.7%,經濟增長率有所提高。(5)波動的長度明顯延長。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已經由改革開放前的短周期變為改革開放后的中長周期。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是在波動中呈明顯回落趨勢的,到今天為止雖沒能止跌回升,但穩定在6.5%以上。這一經濟增長率是否可持續?能否以此為基礎走向高質量發展,這是大家高度關注的問題。

  三、中國經濟穩增長與高質量發展

  任何國家經過經濟高速增長之后都必然會遇到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也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但是,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經濟增長的連續下降和幅度超預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它破壞了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物質基礎。從國際經驗來看,不同的國家因其所處地域不同、人口數量不同、資源稟賦不同和國內外的環境不同等等,所以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表現出了不同的情況。

  日本的經濟增長在二戰后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1953-1959年的7年中GDP年均增長率變為7.2%;(2)1960-1973年的1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上升到8.0%;(3)1974-1991年的18年中GDP年均增長率下降至3.4%;(4)1992-2017年的26年間GDP年均增長率暴跌至1.7%,其經濟增長率直到今天依然較低。從以上日本經濟增長率的數據可以直觀得出,其經濟并沒有實現穩增長。韓國二戰后的經濟也經歷了四個階段:(1)1954-1962年的9年中GDP年均增長3.8%;(2)1963-1979年的17年中GDP年均增長率上升至8.6%;(3)1980-1997年的18年間GDP年均增長率下降至5.9%;(4)1998年到2017年的20年間,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下降至3.1%,近年來,年均經濟增長率在3.0%左右波動。韓國的經濟基本實現了穩增長。同時,二戰后的美國經濟也經歷了4個階段:(1)1953-1973年的21年中GDP年均增長率變為5.6%;(2)1974-1991年的18年中GDP的年均增長率下降到-0.1%;(3)1992-2000年的9年中GDP年均增長率上升到4.1%;(4)在2001年到2017年的17年間,年均GDP增長率降至2.3%。并且,直到今天,美國經濟增長率依然保持穩定。經濟增長率下降以后,隨著科技發展等因素的推動,美國經濟很快又重新上移,其經濟增長也實現了穩增長,并且是高速穩定的增長。

  國際經驗證明經濟增長不穩會被超越。一國的經濟作為其綜合國力的體現,經濟穩增長是實現一國經濟更好發展的基礎性因素。早年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實現這一超越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其中,美國的經濟穩增長是其超越英國的必要的因素。與此同時,二戰后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被新興國家所超越和當今印度經濟的強勁增長也印證了一國經濟穩增長對其綜合國力的影響巨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據統計,在改革開放前30多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約9.8%的速度增長。但是,如圖1所示,進入2010年后,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增加,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并且出現了比社會預期更明顯的放緩。雖然2017年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9%,但這一經濟增長率是否可持續仍令人擔憂。顯而易見的是,追求經濟穩增長是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1)中國是一個擁有接近14億人口的大國,雖然十九大報告指出已經穩定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總體實現了小康。但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加劇,要繼續實現養活14億人口并且使其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目標,較高的穩定經濟增長率是必不可少的因素。(2)解決就業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任務,只有人民的生活有保障,社會才能更加安定有序。十九大也提出要樹立優先就業的戰略目標和實施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使人們能夠充分并且高質量的就業,并提出就目前而言,解決人民充分就業的問題仍然存在許多的困難。實現充分就業的前提是經濟持續向好發展,這就對經濟發展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則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建設。因此,解決人們充分就業也應以經濟穩增長為前提條件。(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實現中國夢。基本的經濟增長率為實現中國夢奠定了基礎,盡快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求在基本的經濟發展速度上有一個更高水平的發展速度,而且這個速度是可持續的。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在2010年以前基本維持在10.0%左右,創造了世界的“中國奇跡”,但從2012年起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維持在7.0%左右,未來是否可以持續穩定增長也是關乎是否可以早日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因素。據世界銀行報告,2015年全球GDP總量74萬億美元,并且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14.8%與世界經濟大國美國的24.3%仍然相差甚遠。我國要達到世界經濟大國的比重和發展水平,至少需要繼續保持幾十年的較高和較穩定的經濟發展速度。(4)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經濟增長偏緊會使宏觀經濟環境趨緊,為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困難和問題。作為轉方式和調結構的主體,如果企業利潤下降,市場前景悲觀,企業就沒有信心和能力轉方式和調結構。(5)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羈絆,因此,只有大力發展經濟、同時推進經濟穩增長和更高質量的發展才能逐步解決這一矛盾。(6)當今中國發展存在外部不確定性的影響,其中,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是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最大的不確定性。為了彌補不確定性的影響,解決苗頭性和傾向性問題,首先要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力發展中國經濟,實現經濟平衡充分發展。 

  圖1 中國GDP年度增長率

 

  國內外經驗已經證明,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只有穩增長才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所謂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發展,同時也是反映了新發展理念的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求堅持質量第一、效率優先的理念。早在1992年7月開始組織編制《中國21世紀議程》內容時,就提出了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經過反復論證和討論修改,該《議程》于1994年經國務院批準頒布。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和八屆人大四次會議也提出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顯著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將其作為中國今后15年內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方針,并納入中國社會發展長期規劃。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并將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未來工作的重點。

  追求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必然要求。首先,從改革進程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改革史。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都在不斷改革,最終使改革走向轉型邁入新時代。其次,改革的內容和范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今天的改革與過去提出的改革不同,現在提出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是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制度等多方面提出的改革。同時,改革的內容、目標更加清晰。第三,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具體而言,GDP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實踐證明,中國已經從落后國家轉變為經濟強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最后,開放呈現新格局。我國同世界的關系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從“封閉國門”到半殖民半封建階段;二是一邊倒和封閉半封閉階段;三是全方位開放階段。在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同時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追求高質量發展是習近平在新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實踐提出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從新時代和新實踐要求出發,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發展思路。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堅持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堅持不斷解決中國發展主要矛盾,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新經濟發展戰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新思想內容豐富,其主線就是新發展理念。新的發展理念為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提供了全面、新穎和前瞻性詮釋,可以通過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努力構建對外開放新體制,著力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這一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過程的綱要。理論和實踐表明,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指導思想。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豐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也是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

  高質量發展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思路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多元化的特點。首先是共同富裕,現實生活中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形成了不同的收入群體,對于收入相對較低的群眾,發展經濟應以滿足其對物質文化的需求為基本目的。在這一基礎上,要不斷增加收入較低群眾的收入,縮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其次,由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對于收入相對較高的一部分人民群眾而言,他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在滿足基本的小康生活之后對自身的居住環境、社會權利的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一部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代表著未來在人民群眾整體收入提高后將會出現的需求。因此這也應該是我國社會生產和其他工作需要關注的重點,這是因為我國要加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的各個方面的發展全過程中。也就是說,不僅要滿足人們對物質需求的多樣性的要求,而且要滿足不同群眾文化的差異和多樣性,解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貿易保護主義逼迫中國使然。中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從2007年的70%下降到2017年的10%,但是對外貿易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為了提高中國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提高“質量”即高質量發展是十分必要的;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歐洲的民粹主義要求中國產品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同時,中國的產業結構輕化、固化是中國發展對外貿易的重大障礙。因此,隨著國際經濟競爭的壓力加劇,各國都競相爭奪更多的利益。要使中國能夠在貿易戰中保持并且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必經之路。

  綜上所述,高質量發展和穩增長的關系同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一致,即高質量發展要以穩增長為前提,沒有穩增長就不可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是可以同時推進的,但絕不能只談高質量發展而不講穩增長。

  四、混合經濟結構優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

  要實現在穩增長基礎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混合經濟結構優化是其強大的驅動力。不同的學者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從不同的層面對混合經濟的概念提出多種不同的理解。朱光華教授從所有制的角度對混合經濟進行界定,他認為應該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混合所有制經濟進行考察。從宏觀的視角來看,混合經濟也是社會的混合所有制,它是指社會所有制結構的多種所有制并存。其中,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體制格局,它就是一種社會的混合所有制。不同所有制成分聯合形成的企業所有制形態是微觀視角的混合所有制,也可稱為企業的混合所有制[2]。瑞典經濟學家林德貝克同時考慮所有制和經濟調節機制兩個方面,他認為,實施公私混合所有制和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實行所謂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是混合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3]。薩繆爾森等從經濟調節機制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認識,他們認為,在當代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完全屬于上述兩種極端中的一個。相反,他們認為所有社會都是將兩者混合,既帶有市場成分也帶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4]。本文主要參考朱光華教授對混合經濟的定義,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入手對其進行理解。其中,從廣義上講,宏觀的所有制將混合經濟定義為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在同一經濟體系中共存和相互影響的經濟形式,它們的不同比例關系被稱為宏觀混合經濟的結構;從微觀角度來看,混合經濟應該被定義為企業中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狀態,它們的不同比例關系稱為微觀混合經濟的結構,這也是一種狹義的定義。

  在人類社會歷史中,人們對社會所有制結構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是來源于極端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為社會所有制是完全的私有制和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第二種觀點是完全的公有制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計劃完全理性的經濟。上述兩種觀點就構成了社會所有制結構所建構的兩極和兩極之間的范圍。現實社會的所有制結構永遠不存在達到兩個端點的情況,而總是處于這個區間之內,即二者的組合。因此,即使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私有制也依然能以各種不同的地下方式運行。相關研究顯示,蘇聯的地下經濟以投機、隱蔽的私有企業、侵蝕國有財產等表現形式大量的存在[5]。同時,我國計劃經濟年代糧票布票就是私有制很好的例子,人們在私下轉讓這些糧票布票以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匈牙利突出的地下經濟使其整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出二重性。由此,可以得出,任何社會存在形式都是兩種構想的組合。

  根據上述分析,借助一個混合經濟結構優化模型[6]如圖2所示,這一模型不僅可以從宏觀角度反映經濟結構的最優比例,而且也可以反映微觀企業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優化比例。其中,這一模型是以社會總效用函數U(Pb,Pv)來表示,Pb顯示了公有制單位生產的商品數量,Pv顯示了由非公有制單位生產的商品數量。直接效用函數代表的社會總效用的高低由自變量Pv和Pb的值共同決定。這意味著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所有可能的情況是包含在其中的,即社會的總產品或企業總產出都是由兩種成分生產的產品共同組成。

  首先,混合經濟結構優化是提高經濟績效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有的轉型國家都追求經濟績效的提高,但混合經濟結構優化與追求高經濟績效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可以解釋的。轉型國家提高經濟績效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就是要實施混合經濟結構的優化,同時,混合經濟結構的優化并不完全依托于經濟績效的提高,它還需要考慮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等外生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只有經歷了混合經濟結構逐步優化過程的國家,才能保證其經濟績效穩步增長。對于不同比例混合經濟結構的國家而言,這種優化可能會帶來經濟的推進,也有可能是相反的結果。

  其次,混合經濟結構的比例優化并非是靜止的過程。任何一個國家的混合經濟結構比例、性質都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并朝著均衡點不斷運動,最終使其達到均衡狀態。因此,對于不同發展情況的國家而言,其混合經濟結構優化的比例、過程等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各國依據本國經濟在不同時間段的特征而制定了不同的適合本國發展的標準,并且這一標準難以用固定的不同所有制比例來衡量。例如,雖然歐洲和美國大體上都實現了混合經濟的優化,但其各自的混合所有制結構是極不相同的,美國的公有成分要遠遠小于歐洲一些國家。雖然不同的轉型國家內部的優化標準因各自的特征而不同,但是混合經濟結構優化存在一個比例區間。 

  圖2 混合經濟結構的演變

 

  最后,混合經濟結構并不能直接判斷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二者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這與蘇東國家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經濟模式,同時也形成了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為實現和諧社會提供保障。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包括混合經濟結構優化的內容,但混合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社會主義。

  基于以上對混合經濟結構的認識,就中國而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研究者關注混合經濟結構的優化問題。其中,陳宗勝等人根據測算結果得出,目前中國社會總資產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還較小,中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公有經濟制度都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以后應當繼續加大力度發展混合經濟[7]。作為混合經濟組成部分之一的國有企業既有企業的一般屬性,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又有其獨有的屬性,即扮演著調節政府經濟、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角色,同時也要服從、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大量的文獻主要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混合經濟結構優化的問題。其中,部分學者認為國有經濟對經濟增長具有“增長拖累效應”[8]和“宏觀穩定效應”[9],國有企業的規模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巨大。經驗證據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之后,國有經濟規模過大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即降低經濟效率。有關文獻通過實證得出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國有企業的最佳比重,并且提出,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以及非國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10]。有的文獻認為,雖然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政府要想通過改造國有企業來提升社會凈福利,就應依靠私有企業的力量。同時,政府在決策混合所有制結構時要重視私有企業的應對策略以及由此產生的負外部性[11]。因此,宏觀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的合理比例策略對我國經濟增長、經濟穩增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以上都是針對宏觀混合經濟本身進行優化的討論,與此同時,獨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微觀市場主體結構本身和運行的績效上都存在著更好的發展空間。在結構沒有發生變化時可以通過本身績效的提高來促進經濟增長。在某些情況下,結構的調整和所有制本身的優化之間具有替代效應。其中,某些幅度較小的變革可以簡單地通過提高所有制內部的績效來完成而不需要進行結構上的調整。但要想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即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混合經濟結構優化不僅應從宏觀角度考慮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的合理比例問題,更要注重微觀企業主體內部不同經濟成分的合理比例問題。

  微觀企業的混合經濟結構優化對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40周年以來,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核心任務的國有企業改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1978-1993年的“放權讓利”階段;(2)1993-2003年的“制度創新”階段;(3)2003-2013年的“國資監管”階段;(4)2013年至今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即“分類改革”階段[12]。中國的國有企業在經歷了四個時期的改革后,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運營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相當一部分的國有企業已經進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些已經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完全隸屬于國家的國營企業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股份制國有企業。但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要想實現經濟穩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國有企業內部混合經濟結構優化的改革步伐不能停止。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不僅是追求經濟利益,還要為整個經濟體系創造公平競爭、適合發展的環境。只有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才能為國有企業的制度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必要的微觀基礎。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企業。只有打破國有股一股獨大甚至完全壟斷的局面,政府和企業才能分開,通過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逐步引入私人資本,進而構造合理的股權結構來實現國有企業體制的真正市場化。“新鮮血液”的注入對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有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地方經濟發展帶來正向效應。現在中國正處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第四個時期即“分類改革”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要求對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改革,尤其對于以鋼鐵、煤炭行業為例等產能過剩的國有企業和以石油、鐵路、電信等行業為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到目前為止,“分類改革”的方式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應當繼續深化國有企業分類改革,使中國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增長。總之,為了實現經濟穩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前混合經濟結構優化不僅應該從宏觀角度進行改革,其關鍵在于微觀企業的重塑,激發微觀市場主體的活力以最終實現經濟高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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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景維民,莫龍炯.經濟轉型時期國有經濟最優規模研究——基于省際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家,2017(9):12-19.

  [11]殷軍,皮建才,楊德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內在機制和最優比例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6(1):18-32.

 

  

  

作者簡介

姓名:景維民/王瑤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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