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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新聞權威與文化結構 ——新聞業研究的文化-社會路徑
2019年10月16日 10:26 來源:《新聞記者》2018年第8期 作者:陳楚潔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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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

  本文追溯“文化轉向”在新聞業研究中遲到的出席與入場的理論脈絡,綜合1990年代以來新聞學者的文化路徑研究和文化社會學者的新聞業研究,提出新聞業研究的文化-社會路徑。本文認為,新聞業研究的文化轉向之所以遲于黃金時代的新聞室民族志研究,與文化轉向在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擴散的時間有關,也跟美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對文化研究的排斥有關;同時,新聞室民族志的經典研究對生產過程和組織結構的偏向無疑是對新聞業的文化結構及其自主性的否定。但主流新聞社會學研究并不能解釋新聞生產的社會結構之外的文化建構以及在變革環境里新聞業的意義體系的再造。文化—社會路徑的新聞業研究關注新聞業的意義體系、象征、集體記憶、共鳴、文化符碼等,考察其維系新聞業的合法性、專業邊界與文化權威。當下新聞業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動蕩,除了商業模式的調整,還需要在專業文化上對新聞業的核心概念進行再闡釋,這也使得意義導向的新聞業研究凸顯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

  新聞業研究/意義之網/文化—社會路徑/新聞權威/闡釋社群/文化結構

  作者簡介:

  陳楚潔,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融合語境下的新聞社會學研究:一種文化路徑”(項目批準號:18YJC860004)的階段性成果。初稿曾發表于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舉辦的“重訪黃金時代:媒介社會學經典再闡釋”工作坊,作者感謝李艷紅教授、李紅濤副教授、白紅義副研究員、周睿鳴研究員以及匿名評審人提出的建議,并對文責自負。

 

  一、在不確定性時代重塑新聞業的文化意義

  當下新聞業所面對的諸多不確定性,①傳統新聞業與非傳統新聞媒體的此消彼長,似乎正削弱傳統新聞業和專業記者存續的根基。有媒體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對今天的記者來說,‘壞消息’層出不窮。但是對于新聞傳播來說,我并不擔憂記者這個職業會被徹底埋葬。事實上,每一次舊傳播方式的‘葬禮’,都會是傳播業界一次重大進步的開端。”也有媒體人指出,“當網絡上充斥著各種一年即可速成大V的新媒體‘營銷成功學’,媒體人的專業價值和職業沉淀體現在哪里?”在新舊雜糅的不確定性時代里,新聞業與記者正面臨重塑自身合法性與文化權威的挑戰,而如何應對眾多的不確定性,基本上圍繞著退場、呼吁和忠誠等表現。②潘忠黨指出,在當下的“新聞危機”話語中,“最直接侵害新聞業的很可能是新聞界(包括學界和業界)自己對其行業的犬儒式解構,因為它不是建構式的反思,而是新聞界的自暴自棄;它不是在新的歷史情境下進一步闡述理念、規范和追求,而是消解新聞業在社會運作中應有和可能有的公信力;它不是闡述新聞業如何作為一個重要主體參與并引導社會協調對話,而是以無奈為由放棄這一社會責任”。③可以說,今天的媒體從業者,正面臨著職業意義混沌的時期。當新聞專業主義被批判和嘲諷,當嚴肅新聞業抵不過信息搬運工和“10萬+”的社交媒體雞湯,記者和其他內容生產者參與新聞業的意義是什么?當新聞業的存在令人感到憂慮,新聞權威受到非新聞業的質疑和挑戰,新聞業的文化體系又如何能夠重新樹立自己的合法性?媒體社會學研究中的組織分析與政治經濟分析似乎并未告訴我們如何去應對這些文化意義上的困惑。

  1989年,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將有關新聞社會學的研究概括為三種路徑,即社會組織路徑、政治經濟學路徑、文化路徑或人類學路徑。④如他所說,新聞社會學領域的主流和經典文獻,主要出自新聞的社會組織研究路徑;而文化路徑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還不能稱之為一個真正的流派。在舒德森的評述中,文化路徑的分析受到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影響,提出記者、新聞機構及其互動關聯方處于一個既定的象征體系內,而新聞正是他們在這一象征體系內互動的結果。⑤如果說社會-組織視角的研究將新聞的建構視為人際關系的產物,那么,文化視角的分析則聚焦新聞生產中“事實”與符號(symbols)的關系,強調文化傳統和象征體系對新聞生產的約束,而不管經濟組織的結構或職業常規的特征為何。舒德森還指出,記者在新聞工作中不僅僅是為了跟新聞線索和同行維持或修復關系,也是為了維護他們在受眾眼中的文化形象。⑥如果說舒德森的這一總結是專門針對新聞社會學研究,那么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早在1975年已提出“傳播學的文化路徑”(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的主張。⑦當凱瑞提出這一主張時,新聞社會學研究的“黃金時代”正打開帷幕,但卻并未在興盛于1970-1980年代的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可以說,文化路徑的新聞社會學研究,在這個“黃金時代”中缺席了。遲至1990年代初,以芭比·澤利澤(Barbie Zelizer)基于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著作《報道總統之軀:肯尼迪刺殺案,傳媒與集體記憶的塑造》⑧的出版為標志,一種文化視角的新聞社會學研究才得以系統性地出場。這從丹尼爾·伯克維茨(Daniel Berkowitz)在1997年主編了《新聞的社會意義》,⑨而后于2010年再主編《新聞的文化意義》⑩亦可見一斑。這背后的社會語境與知識脈絡是什么?文化路徑的新聞業研究,提出了什么樣的問題意識的轉向?有哪些學者代表了這一路徑的研究方向?在一個新聞業急劇變化的時代,提倡文化路徑的新聞業研究有什么意義?本文將從這些問題出發,探究新聞業研究的文化路徑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及其表現,并聯系新聞業的現狀作進一步的討論。

  寫作本文有兩個方面的考慮:其一,在當下傳媒業面臨急劇不確定性的時代語境下,占據主流的理論和實踐強調了新聞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驅動下的“量化轉向”(quantitative turn),(11)或者強調商業模式重構、技術中心主義,認為技術將裹挾整個新聞業的發展前景。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只要重構新聞業商業模式,掌握先進傳播技術,就能夠解決新聞業面臨的困境?除此之外,我們是否還要返璞歸真,追尋新聞業、記者存在的意義以及其如何重塑意義的非技術性的問題?其二,既有的新聞社會學研究的譜系,其主體為組織分析和政治經濟學分析,相應地,文化社會學路徑的分析處于非主流。新近出版的兩本反思新聞業經典研究的著作Remaking the News(12)和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13),在對媒介社會學經典研究的反思與批評的基礎上,提出了新聞業研究的新問題與新視角,但他們都主要聚焦在技術、物質、經濟因素,對文化的因素依然少人問津。加深對文化社會學路徑的新聞生產研究,應當能夠豐富我們對處于流動狀態下的新聞業的理解。

作者簡介

姓名:陳楚潔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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