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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社會傳播要素 消除外譯認知誤區
2019年10月15日 09: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永中 徐敏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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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文學文化對外譯介需要形成以官方與非官方為兩大傳播主體的格局,需要以反映中國現當代社會發展現狀的作品為主、古典作品為輔的傳播內容,需要符合信息時代特點的多樣化翻譯方式方法,需要新舊媒體融合協同傳播,需要面向普通大眾的分類分層傳播,需要以讀者對外譯作品的接受度、理解度和認同度來評估傳播效果。這些認知將有助于我們在中國文學文化外譯作品對外傳播中,采取相應的糾偏扶正措施,提升外譯作品海外傳播力,促進中國文學文化在海外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筆者在英國訪學期間,對中國譯作在英國的傳播現狀進行了考察,發現我國外譯作品傳播效果尚不理想。因此,探討當前我國文化外譯傳播中的認知誤區,探明提升文學外譯傳播的相應對策,對當前對外譯介的認知誤區進行糾偏扶正,提升海外傳播力,顯得非常必要。

  美國現代傳播學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在其經典著作《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中指出,對外傳播過程包含 “5W”要素,即誰(who)、說什么(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對誰說(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誰”是指傳播的主體,“說什么”是指傳播的內容,“什么渠道”是指傳播的渠道,“對誰說”是指傳播的對象,“取得了什么效果”是指傳播的效果。當前中國作品外譯傳播效果不理想,可遵循5W社會傳播要素,系統地探明外譯傳播中的認知誤區和探尋提升傳播力的路徑對策。

  拓展對傳播主體的認知

  當前我國對外傳播的主體是國內政府機構,以及由政府機構指定或委托的譯者。民間傳播主體從事中國文學文化的對外傳播活動數量少且規模小,這不僅導致當前的傳播主體單一,而且讓大眾誤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完全是官方的事,進而導致民間個人和非官方組織在對外文化譯介中的缺席,影響對外傳播的效度。

  要改變當前傳播主體單一的現狀,可以優化官方的資源投入和配置,鼓勵民間團體、個體譯者、海外漢學家和華人等非政府性質的機構和個人從事中國文學文化的對外傳播。因為是民間自發的中國作品譯介傳播,譯介的作品在傳播的內容和顧及讀者的閱讀興趣等方面更有的放矢。歷史上,辜鴻銘對外譯介的“四書”“五經”,林語堂對外譯介的《道德經》《論語》等古典作品,都是以個人非官方的身份進行的,在社會上得到了很好的傳播接受效果。當代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和宇文所安、德國翻譯家顧彬、瑞典翻譯家陳安娜、英國翻譯家藍詩玲等以非官方身份自主選材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社會也有很好的傳播效果和接受度。官方與民間的譯介活動應共同構成對外傳播的兩大基石,形成一體兩翼的對外傳播格局,這對提升外譯作品海外傳播效果大有裨益。

  更新對傳播內容的認知

  當前學界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傳統的經典高雅文學“走出去”,這就限定了我國外譯對象的主體。以筆者在英國考察情況來看,英國普通民眾對中國古典作品閱讀興趣不高,傳播效果不理想。中國古典文學未能引起大部分西方讀者閱讀興趣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第一是時空差異因素。我國很多外譯工程選擇的作品內容、文化價值,一般來講是代表中國的傳統文化精華,但不代表跨越時空后,在異域傳播仍能在傳播對象國的受眾中產生同樣的接受和認同效果。畢竟這些古代經典是在遙遠年代,地理環境、風俗習慣與外國接受環境迥異的特定時空中產生的,大部分與當代海外讀者文化語境的兼容性不夠。從在英國調研情況看,大部分英國普通讀者對中國古典文學興趣偏弱,即使他們有時間想了解中國文學,也更愿意選擇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

  第二是信息時代因素。當今全球處于信息時代,知識和資訊呈幾何級增長,全球讀者每天要面對新知識替換舊知識、有限閱讀時間對無限信息的挑戰,再加上當今全球民眾休閑娛樂形式多樣化,他們期望的是在每天有限的閱讀時間里,瀏覽閱讀信息比重大的資訊。這些大部頭譯作難以讓西方讀者在有限的閱讀時間里耐心讀完全部內容,會消解他們的閱讀興趣,導致傳播效果欠佳。

  因此,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內容更應以反映當代中國文學和社會發展現狀的、與西方社會文化有兼容性、符合當代西方讀者閱讀特點的現當代文學為主,這有助于傳播內容在西方讀者中的理解、接受和認同。

  升級對傳播渠道的認知

  對外傳播渠道可分為兩大類:傳統的傳播媒體渠道和新興的網絡媒體傳播渠道。傳統對外傳播媒體渠道包括書本渠道、期刊渠道、報紙渠道、廣播渠道、影視渠道等;網絡媒體傳播渠道包括互聯網渠道、數字媒體渠道、自媒體渠道等。當前,全球處于互聯網時代,電腦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受眾隨時隨地都能聯網獲取相關信息,“移動式”閱讀漸成主流,以紙質版形式傳播信息的時代已讓位于網絡媒體傳播形式。西方讀者獲取資訊的渠道也已從傳統的紙質版資訊轉移到了以移動互聯網為主,其他傳播渠道為輔的局面,媒體融合發展傳播已成趨勢。

  然而,當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譯介工程大部分都是以書本為主要傳播渠道。我們要認識到新興媒體的強大作用,所以對外傳播渠道重心應該從傳統的紙質媒體渠道轉移到網絡新興媒體傳播渠道上來。這些新興媒體在傳播上不僅具有快捷性、實時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特點,更具有紙質媒體渠道所不具有的覆蓋受眾廣、受眾接觸中國外譯作品信息的渠道和機會更多的特點。這些新興媒體特別適合那些從篇幅長的作品變譯成各種短小精悍的譯作的傳播,符合西方讀者快節奏工作生活背景下的碎片化閱讀和移動式閱讀的期望。總之,重視新興媒體在對外傳播中的巨大作用,發揮新興媒體的傳播功能和加快與傳統媒體融合,形成互補的對外傳播模式,對提升中國外譯作品海外傳播效果大有裨益。

  補充對傳播對象的認知

  傳播對象是傳播對象國的受眾。按當前對外傳播以大部頭的中國典籍作品為主的態勢看,我們的傳播對象是海外對中國典籍感興趣的成年讀者,這忽視了西方兒童及青少年讀者群。

  我們在從事對外傳播過程中,不能忽視西方兒童及青少年讀者群,需把海外普通受眾分層分類定位。除了全譯以外,還應大量采用摘譯、編譯、縮譯等方法譯介一些適合西方兒童和青少年閱讀的作品,或把面向西方成年讀者的譯作再作二次開發,變譯成適合兒童和少年閱讀的作品,讓西方的兒童和青少年從小就接觸了解中國文學文化,培養他們喜愛中國文學進而對整體中國文化產生興趣。

  糾正對傳播效果的認知

  傳播效果是指傳播的內容對傳播對象國讀者在認知、行為、價值觀等方面產生的影響。長期以來,學界常以譯作進入傳播對象國網店、實體店、圖書館等書籍集散地視作對外傳播工作結束,這是對傳播效果的認知誤區。譯作進入傳播對象國只表明譯介的書籍進入了流通環節,但不能說明書籍被閱讀了。只有譯介的圖書被讀者閱讀了,圖書內容才有被理解和認同的可能。有時,即使傳播的內容被讀者閱讀、理解了,還不能代表他們就認同了閱讀的內容,而我們真正期望的傳播效果是傳播的內容及其承載的思想被西方讀者樂意閱讀、理解并最終獲得他們的認同。

  把讀者對譯作內容或思想的理解和認同度作為外譯作品傳播效果的評估準繩,可有效提升作品海外傳播效果。這就要求我們選擇一些能與西方讀者價值體系和認知體系有兼容性的內容,作為優選的傳播內容,以提升西方讀者對譯介內容的理解力和認同度,同時輔以讀者喜聞樂見的行文表達和接受方式進行譯介,或以書本、影視、互聯網、新媒體等多元化的傳播形式進行協同傳播,提升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接受的廣度和深度。只有深入了解西方傳播特點及其受眾需求,才能提升譯介傳播的作品在西方讀者中的理解度和認同度,達到好的傳播效果。

  基于上述探討,我們認為,要提升中國外譯作品的海外傳播效果,我們的文學文化對外譯介需要形成以官方與非官方為兩大傳播主體的格局,需要以反映中國現當代社會發展現狀的作品為主、古典作品為輔的傳播內容,需要符合信息時代特點的多樣化翻譯方式方法,需要新舊媒體融合協同傳播,需要面向普通大眾的分類分層傳播,需要以讀者對外譯作品的接受度、理解度和認同度來評估傳播效果。這些認知將有助于我們在中國文學文化外譯作品對外傳播中,采取相應的糾偏扶正措施,提升外譯作品海外傳播力,促進中國文學文化在海外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資助項目“《大中華文庫》在英國的傳播、接受調研及外譯機理創新研究” (18YJA740070)、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資助項目“中國文化英譯傳播力提升路徑與變譯戰略戰術整合研究”(19D074)、國家留學基金資助項目“大中華文庫在英國的接受和傳播”(CSC20160842018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北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張永中 徐敏 工作單位:湖北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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