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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際演變的歷史性和類型性:翻譯研究的雙向拓展
2020年02月20日 10:55 來源:《外語研究》 作者:劉華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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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翻譯過程是一個語際演變的轉化過程。對這一演變過程的描述可以訴諸歷史演變和類型演變兩種形態。這兩個維度分別對應于歷史語言學和類型學。研究嘗試性地分析了關于這兩種演變取向的問題,其中包括動詞的及物性與不及物性、述謂與指稱、實現與構成以及名動包含和名動分立之間的相互演變,探討了在翻譯研究中實施這兩種理論性描述的可能性,籍此進一步拓展翻譯的理論研究空間。

  關鍵詞:翻譯;語際演變;歷史性;類型性;界面驅動

  作者簡介:劉華文,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譯釋學,語際歷史書寫,認知與翻譯,翻譯詩學,雙語詞典學。

 

  0.引言

  翻譯研究中在對原文和譯文進行比對時歷來忽略了它們之間的歷時性(亦即歷史性),而只將它們看成是共時存在的語言實體。當然,歷時性有時也會得到強調,主要是對同一個原文的不同時代的譯本進行比對,這種歷時性研究并沒有發生在原文和譯文之間。如果翻譯研究僅僅局限在共時性研究之上則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缺失的,所以應該彌補這樣一個缺失,使得翻譯研究具有完整性和全面性,我們不妨從原文到譯文發生的語際之間的演變入手。當然,這一演變可能體現在語言的三個層面,即句法、語義和語用。語義層面上的演變一般表現為詞匯化(lexicalization),而句法層面上的演變一般稱作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布林頓2016:28-36)但我們這里的研究主要考察這兩個層面在語際演變上的呼應性,也就是界面性。本文主要從對翻譯的界面演變考察入手,以便探究在翻譯研究中引入歷史維度的可能性,說明翻譯研究的歷時和共時之維兩者不可或缺的意義,最終證明翻譯研究在這兩個維度上進行雙向拓展的意義所在。

  1. 不對稱和語際演變

  沈家煊在《不對稱和標記論》(2015)一書中探討了漢語中的語言不對稱現象。其中主要分析了肯定和否定、反義詞、主語和賓語、施事和受事等的語內不對稱。這些言內的不對稱現象主要是句法上的不對稱,造成不對稱的原因通過功能主義而非形式主義的語言觀獲得了再分析。雖然不對稱現象表現在句法層面,但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動因卻在語義或功能層面。也就是說語言的運作并非是純粹句法形態層面的真值運算,而是句法、語義和語用、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界面式互動運作。比如在主語和賓語不對稱中,有這樣一個例子(沈家煊2015:222-224):

  [1]a.公社擁有土地。

  b.公社擁有土地———公社擁有的土地———公社的土地

  c.公社擁有土地———擁有土地的公社———*土地的公社

  我們可以通過提取賓語和刪除動詞獲得[1b]這樣的一個定中詞組。但是,我們如果提取主語和刪除動詞獲得的定中詞組則是不合法的,如[1c]。這樣就出現了所謂的主語和賓語的不對稱現象。這種不對稱現象可以在語義上獲得解釋:

  這就是說,上述這種主語和賓語之間的不對稱實質上是領有者和領有物之間的不對稱:“領有者”一般是有生命的,主動的,在認知上具有“顯著性”,因此是無標記項;“領有物”一般是無生命的,被動的,不具有“顯著性”,因此是有標記的。(同上:225)

  所以,就上面的例子來說,用作為具有“顯著性”的無標記的領有者“公社”修飾作為無“顯著性”的需要標記的領有物“土地”可以,反之則不行。這就體現了主語和賓語在漢語中的不對稱,即言內的不對稱現象。那么,在翻譯中會不會出現原文和譯文的不對稱現象呢?如果存在,又如何解釋這種不對稱呢?言內和語際的不對稱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們先看這樣一個譯例: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紅高粱》時將其中的“一天星斗”(莫言2005:5)譯成了“a starry sky”(Goldblatt 2003:8)。不難看出原文和譯文之間出現了修飾成分和被修飾成分的錯位,也就是不對稱。這個譯例不能單純地作為孤例來看待,我們需要由此進一步發問并且做出這樣的思考:翻譯中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不對稱現象可能是從原文到譯文實施語際演變的結果;這一語際演變或可有規律可循,從而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從演變入手解釋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不對稱,一方面說明譯文的實現是因原文而起的,它們之間雖然不是真值推論關系,但是必然存在著邏輯關系;再一個方面就是,譯文與原文的不對稱不是突變性的(catastrophic),而是有一個演化的過程,是一種至少是語義和句法之間的界面互動過程。

  既然翻譯中的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不對稱是語際演變帶來的結果,那么我們就可以借助語言學中的演變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在這里,我們將運用歷史語言學和類型語言學的理論,把翻譯的語際演變分為歷史性和類型性兩大類,考察四組分屬這兩種演變的語言特征:

  表1:翻譯的語際演變分類

  接下來,我們在對這些語言特征進行界定之后,將例示每組特征在翻譯中的演變趨向,以說明進行歷史性和類型性語際演變的翻譯研究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2. 歷史性

  在翻譯研究中運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主要是為了考察翻譯過程中的歷史演變特征。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之所以能夠納入翻譯研究中來,原因在于翻譯中的原文和譯文之間存在著時間差,當然這個時間差會有大有小。大則幾個世紀,如產生于16~17世紀的莎士比亞戲劇,它們的漢譯則是發生在3個世紀之后的20世紀,這個歷史跨度已經相當漫長,中世紀的英語譯成現代漢語,必然會受到這一歷史跨度的影響。而當代英語小說的翻譯,比如說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譯成現代漢語,那么時間跨度就會相對較小,歷史演變的程度就不會太大。

  如果將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納入翻譯研究中,那么如何用來描述從原文到譯文的演變特征呢?這里主要是把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針對從原文到譯文的演變考察上來,判斷是否有著很強的適用性。這樣對翻譯的歷史維度的研究就不會缺席,從而實現翻譯研究的完整性。

  當然,某種語言的歷史演變也會是語言類型之間的變遷。例如,上古漢語更傾向于是一種綜合性的語言類型,而到了近現代,則演變成了較傾向于分析性的語言類型。這一演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語言接觸的影響。在翻譯演變的歷史語言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利用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去描述翻譯的語際之間的演變,借此說明翻譯的歷史之維。

  宋亞云在《漢語作格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2014:34)中為了考察作格動詞在漢語中的歷史演變,將動詞進行了如下重新的界定:

  表2:漢語動詞的分類

  依據動詞從及物慢慢演變過渡到作格再到不及物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可以進行上述所做的針對動詞的重新分類,也同時歷史性地考察了這三種動詞類型在漢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變轉換,反映較為穩定的歷史演變趨勢。如果這些演變趨勢也較為穩定地體現在比如漢英翻譯的語義演變中,那么這就是語際演變的歷史之維。在宋亞云(2014)的研究中,通過對上古漢語的研究,發現了這樣一個動詞的歷史演變特征:原生及物動詞如果在使用中脫賓,它的次生的不及物性所造成的語義信息的欠飽和需要在句法上得以補償或彌補,如出現否定結構或連動結構。反之,原生不及物動詞如果次生為帶賓及物動詞,這種情況所要求的句法條件可能更為寬松一些。

  如果在翻譯中從原文到譯文也會出現這種演變過程的話,那么就說明翻譯也存在著這種歷史性演變特征,翻譯也就帶上了歷史之維。

  3. 類型性

  對翻譯中所發生的語際之間的演變的歷史之維的研究求助于歷史語言學的方法,那么對翻譯過程中發生的語際演變的共時之維的切入,則需要類型學的幫助。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是將翻譯的歷時演變等同于共時演變,所以類型學對比的方法將原文語言和譯文語言進行比對,從中找出句法、語義和語用演變的類型學理據。這樣就造成了翻譯研究歷時維度的缺失,由此使得研究流于片面,混淆了翻譯演變所包含的歷時維度和共時維度之間的區別。

  就英漢之間的翻譯來講,我們可以通過這兩種語言之間存在的類型差異來識別這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演變特征。比如,對于漢語來講,每個漢字以及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字組成的字組都是完整自足的,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無需再進行標記附加。所以,漢語屬于標記性較弱的語言類型。但相對來講,英語單詞的未完成度則較高,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則需要附加標記才能實現它的完整性。

  漢語的一個類型特征體現在“名動包含”的格局方面,這就與英語等印歐語言的“名動分立”的格局類型構成了對比。(沈家煊2016)這與漢語的詞無定類的類型特征相關。在“名動包含”的格局中,名詞和動詞之間范疇區別并非是涇渭分明的,動詞很容易轉換角色,表現出名詞的句法行為。那么,在漢英互譯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名動包含”和“名動分立”這兩種類型局面的相互演變。

  沈家煊(同上:88-93)列舉了漢語中五種“名動包含”的情形。其中第一種是,漢語中的動詞既可以做謂語也可以做主語或賓語:

  [2]我就佩服他這吃,他可是太能吃了。

  第一個“吃”的動詞性有所減弱,不僅被放置在賓語的句法位置,而且前面還有“這”這樣的指示詞修飾。這里雖然傳統上會把“吃”看成是動詞活用或名詞化,但是在沈家煊看來,其實仍然是動詞身份,它的這種句法表現正是“名動包含”的具體體現。但是,“吃”在英語中的對譯動詞“eat”則不具有相同的句法行為,所以在翻譯時就需要進行類型性演變,從原來漢語的“名動包含”演變為“名動分立”:

  [3]I find his appetite amazing.It seems that he can never eat himself to the full.

  原來句子中的“吃”名詞性和動詞性兼具,既不能看成是純粹的動詞,也不能看作是純粹的名詞,這種詞類的模糊性或者“梯度性”體現了“名動包含”的語言類型特征,與英語的非此即彼式的“名動分立”的“極性”(polarity)類型特征形成鮮明對比。那么它的英譯必定會是毫不含糊的名詞或者毫不含糊的動詞,這里譯成了純粹名詞“appetite”。

  4. 歷史演變:由句法到語義的界面驅動

  4.1 及物、作格和不及物

  就某種詞類來說,一般包括語義內容和句法形態兩部分。那么,該詞類在歷史上的演變也就相應地反映在語義和句法的界面關系上。就漢語動詞來講,從上述分類不難看出,動詞的及物性和不及物性以及作格性一般屬于語義內容,而對賓語的黏著或懸空以及朝向主語的升格(指作格動詞)則屬于句法層面。動詞的語義內容通過歷史演變獲得的豐富和充實主要依靠相應的句法形態的演變,也就是說,動詞的歷史演變由句法-語義界面驅動,而這個驅動力是句法賦予語義的。因此,動詞的歷史演變是一種由句法到語義的界面驅動得來的。比如,上古漢語中的動詞由及物性到不及物性的語義演變,是通過以下句法表現來驅動的:

  (1)否定的施事主語句中,及物動詞的賓語常常省略。

  (2)連動式中,及物動詞的賓語經常省略。分為:

  (1)狹義連動式即動詞連用結構中,動詞賓語經常省略。

  (2)用“而、則、以”連接兩個及物動詞的廣義連動式中,動詞的賓語常常省略。

  (3)及物動詞前后有“以/于/為/乎”字介賓短語修飾,賓語常常省略。

  (4)及物動詞前面加“自”“相”“能”“欲”,賓語常常省略。

  (5)對稱句式、排比句式中,動詞賓語常常省略。

  (6)受事賓語提前形成受事主語句,此時及物動詞可以懸空。

  (7)動詞做賓語時,有時不帶賓語。(宋亞云2014:42)

  從上述對動詞的分類我們已經看到,動詞主要依靠其及物性和不及物性以及所配伍的主語和賓語的施受關系獲得這樣的語義分類:及物動詞、作格動詞和不及物動詞。那么,呼應這樣的語義分類,我們又可以對動詞進行句法分類:粘賓動詞、中性動詞(或懸賓動詞)、反主動詞以及空賓動詞。上古漢語中動詞在及物性、作格性和不及物性這個語義梯度的滑動或演變正是通過上述七種句法條件的驅動從而實現的。這同時也說明了一些動詞由原發的及物動詞向不及物動詞演變的句法體現,也就是說動詞的語義演變是由句法演變帶動實施的。

  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可以對以下這段文字的翻譯進行分析,以便發現其中是否具有語際演變的歷史性,以及由句法驅動的界面互動這一觀點的解釋力有多大:

  [4]重要的是,大地上灑滿了陽光。陽光是七彩的,陽光是繽紛的,它們飄飄灑灑,雨一樣,羽毛一樣,把每一片花瓣、每一張笑臉以至于每一顆門牙都照得通體透亮。陽光把所有物質的色彩都揭示出來了。大地上綠是綠,紅是紅,紫是紫,黃是黃。(畢飛宇2014:153)

  [5]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s sunlight shining down on everything,a rainbow sprinkling the world with its colourful rays,like a light rain or feathers to brighten every flower petal,every smiling face,even every exposed tooth.The sun will highlight the colour of everything,making the green of the earth greener,the red redder,the purple more purplish,and the yellow even more yellow.(Goldblatt 2014:174-175)

  譯者在翻譯這段原文時,遇到了帶賓動詞如“灑滿”,以及通過“把”字這樣的句法結構實施的懸賓動詞。翻譯的歷史性演變思維告訴我們這些動詞在譯文中潛在地具有演變的可能性,這種演變是借助句法結構的變更實現的,也就是說需要求助句法驅動來實現原文到譯文的界面轉換。如果說在單語中,動詞從原生的及物性演變為作格性再演變為不及物性屬于順向演變,那么反過來的話就屬于逆向演變。對于“大地上灑滿了陽光”來說,“灑滿”是及物動詞,帶有“陽光”這一賓語。按照歷史性演變的思維,譯者就可以將“陽光”這個賓語懸置,但是這一懸置必須配備句法結構,在這里就是介詞結構“on everything”。這個翻譯演變屬于順向性的歷史演變。

  而在這一段中出現了兩個“把”字結構,分別是“把每一片花瓣、每一張笑臉以至于每一顆門牙都照得通體透亮”和“陽光把所有物質的色彩都揭示出來了”。其中的兩個動詞“照”和“揭示”作為原生性的及物動詞都是借助“把”字結構實現了賓語的懸置。如果說這兩句原文中的動詞演變成為懸賓動詞是順向性地由其原生性的及物動詞歷史性演變而來的話,那么譯者就可以考慮逆向演變的可能性,也就是將原文的懸賓動詞演變為英文的帶賓及物動詞。這里的譯文就體現了逆向歷史演變思路,分別譯成了兩個及物帶賓動詞“brighten”和“highlight”。

  4.2 述謂和指稱

  這種由句法帶動語義的界面驅動模式同樣也會發生在述謂和指稱的翻譯演變過程中。例如,下面這句漢語句子的英譯:

  [6]a.他殺死了一只老虎。

  b.He killed a tiger.

  c.He did kill a tiger.

  d.He has killed a tiger.

  e.That he killed a tiger is a fact.(沈家煊2016:243)

  同樣一個漢語句子,我們可以翻譯成四種句法形態各異的英語句子。而實際上,除了第一個譯文與原句從句法形態上和語義內容上一致之外,其他三句譯文都在這兩個層面上發生了變化:句法上附加了“did”“have”和主語從句;相應地,語義也發生了演變,也就是從原文的述謂性變成了指稱性,并且這三個譯句的指稱性也逐漸遞增。我們將這個情形與上述上古漢語動詞的演變特征進行比較之后,發現這種語際演變也具備由句法帶動語義而實施的歷史性界面驅動特征。這里的述謂性和指稱性都是英漢兩種語言所共有的類型特征,很難講英語更偏向于述謂類型,而漢語更偏向于指稱類型。所以,我們在這里將這種從述謂演變為指稱的語際演變看作是歷史性演變。

  研究上古漢語動詞的歷史演變考察的主要是言內動詞的語義與句法關系特征的變化。如果把這一視角放置在翻譯中所涉及到的兩種語言之間加以運用,那么就帶上了一定的類型學意義。比如,我們在這里從動詞的翻譯入手考察它們在漢譯英的過程中發生的詞義-句法界面的演變,那么就涉及到了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類型,當然這種研究也會具有一定的歷史語言學的特征,也就是從漢語譯入到英語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盡管這一過程非常的短暫。所以翻譯是一種語際性的帶有類型學和歷史語言學特征的語言活動。

  如果我們以一個句子作為翻譯單位來講,句子是對某個事態的描述,是人的最為原初的語言直觀所得,所以在歷史性的次序上應該最先出現,也就是說述謂性特征是最初出現的語義特征;接著,述謂性表達接受指稱性的物化加工,于是述謂性就轉變為了指稱性的表達,指稱性也就成了次生性的語義特征。指稱的物性特征說明它包含識別自身的內在特征,這些特征再進一步被抽繹出來,用來定義和修飾被物化了的事態,那么修飾性語義就應運而生。從述謂到指稱再到修飾,是一個從原生到次生再到再生的歷史顯現次序。在翻譯中,從原文到譯文也是按照這個次序順向或逆向演變的話,那么這種演變就體現出了歷史性的語際演變特征。

  5. 類型演變:由語義到句法的界面驅動

  5.1 構成關系和實現關系

  先前對英漢兩種語言的認識只是局限在英漢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或句法差異上,而很少考察各自語言中的語義差異,或者是語義-句法界面差異。用語義層面和句法層面之間的界面關系來識別語言的類型也是一種可行的辦法。這樣就會出現兩種語言類型:一是構成關系,一是實現關系。前者呼應的是語義和句法之間的相互內在關系,漢語屬于這種類型;后者呼應的則是語義和句法之間的相互外在關系,英語等印歐語言屬于這種類型。這里有一個英語句子:

  [7]I bought him a book.

  這個句子是用雙及物句式實現“給買”的語義內容,也就是通過句法結構去實現所意圖的語義內容。這個句子中語義和句法之間的界面關系體現了實現關系的語言類型特征。但是,翻譯成漢語時,這種實現關系則無法兌現,只能將“給買”的語義直接呈現在句法層面:

  [8]我給他買了一本書。

  這樣語義和句法之間是構成關系,不需要再去迂回地利用一定的句式去實現所意圖的語義內容。這是一種從英語的實現關系演變為構成關系的類型轉換,也是從語義和句法的相互外在界面關系演變為語義和句法之間的相互內在界面關系。

  再如,英語可以這樣表達:

  [9]He eyed at me.

  這里,“eye”被名詞動用來實現事件語義。但漢語卻不能說:“他眼了我(一眼)”,而是要說“他看了我一眼”。反過來,對于名詞動用來說,漢語動詞和名詞之間因為是構成關系,動詞即可直接用作名詞,無需借助形式來實現;但英語則需要附加形式標記才可以實現動詞名用。

  無論是漢譯英中由構成關系演變為實現關系,還是英譯漢中由實現關系演變為構成關系,都需要從語義出發,再構成性地或實現性地抵達目的語的句法層面。換句話說,從原文句子到譯文句子的翻譯,如果形式感越強,則說明實現性越強。如下面這個英文句子有三個中譯句:

  [10]a.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b.多樣性是生活的調味品。

  c.豐富多彩會讓生活有滋有味。

  d.生活有百味,人生才美味。

  原文句子是實現性的,因為它用了“spice”作為隱喻,也就是借助具體可感的事物去實現對“variety”針對“生活”的抽象意義。這三個譯句可能類型演變不明顯,可以歸入等價演變或零度演變范疇。第一個譯句基本屬于直譯,也使用“調味品”去隱喻性地實現對“多樣性”的理解。到了第二、第三個譯句,形式性特征更加明顯,不但多多少少沿用了原文的隱喻,并且第二句使用了四字格,第三句使用了對仗句式,這些形式化特征都是為實現原文的語義內容服務的,所以與原句有著等值的類型演變關系。

  5.2 名動包含和名動分立

  下面再看一個漢譯英的例子:

  [11]a.他想了想。

  b.He gave it a thought.

  漢語句子中的第二個“想”屬于“名動包含”,不需要對“想”予以形式標記就可以實現動名轉換,它的語義和句法之間的關系屬于構成關系。相比較而言,英譯句子中的“thought”則是具有形式標記的動詞的名詞化,再加上雙及物句式的應用,就將原句的構成性語義-句法界面關系演變為一種實現關系。這就說明了這句話的語際演變是在原文的語義驅動下,經過構成關系到實現關系的類型轉換,最后呈現為譯文的句法形態的。

  在漢英翻譯中,名動包含和名動分立的類型對立還會表現在漢語原文中的名動包含的詞匯單位容易在翻譯中遭受消解式演變,如下面這句話的翻譯:

  [12]a.你倒牽掛起他來了?綺云背過身,在黑暗中冷笑了一聲。我看你不是牽掛,是害怕。(蘇童2015:81)

  b.Who are you afraid for,him or yourself?Ithink you’re worried about what will happen when people learn that you’re carrying the bastard offspring of a stray animal.(Goldblatt 1995:94)

  這里的原文中有兩個“牽掛”,前一個是動詞,后一個是名詞。雖然有詞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并不隨形態而變化,所以體現了名動包含的類型特征。而這個類型特征被翻譯成英語,就容易受到英語所具有的名動分立類型特征的影響,這種名動包含發生了解體式演變:分別譯為“be afraid for”和“be worried about”,沒有還原出原文的名動包含類型特征。

  6. 結語

  借助語言學理論來認識理解翻譯往往是從對比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得以實施的。而這一對比角度仍然需要進一步地豐富。那么,在這里就引入了歷史和類型兩個維度。這里所引入的這兩個維度又進而體現在語義和句法這兩個語言層面及其界面的互動關系上。這就需要我們從歷史語言學和類型學研究成果中尋找出語言的歷史演變和類型演變特征,去有效地觀照翻譯過程。或者翻譯研究者自己去關注所涉及的語言擁有的歷史和類型演變特征,依循這兩個方向去拓展翻譯研究的空間。

  這種研究路向其實暗含著對當下甚囂塵上的翻譯研究取向的一種回歸。這是因為,翻譯研究受大環境的影響,精力多集中在大的決策性的問題上,翻譯研究所涉及的具體轉換問題則交給了迅速發展起來的翻譯工具、翻譯機器或人工智能去解決。但是,翻譯這種人類行為其有趣的一面卻恰恰體現在了它是人之所為的活動,翻譯軟件也好,語料庫也罷,說到底都是人的“假體”,最終還是不能代替人。翻譯不僅需要人去做,而且也要由人來對它進行理論分析。希望當下的研究能夠將翻譯研究拉回到人的本位上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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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華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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