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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西方語言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對漢學家的啟發與誤導 ——艾約瑟對漢語音韻學和語言起源的研究
2020年02月29日 21:03 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陳喆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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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對語言起源問題的討論貫穿整部西方思想史。19世紀,隨著進化理論、均變模式和科學觀念的流行,學界普遍相信可以通過觀察和分析已知的語言,根據語音變化的規律由今溯古,由已知推向未知,從局部推導整體,進而揭示語言的歷史演化過程。倫敦會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將這些西方流行的科學觀念與方法運用于漢語研究,并試圖揭開語言起源的奧秘。近代西方語言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一方面引導他去探索漢語語音變化的歷史,另一方面又誤導他運用這些發現去解開一個至今都沒有答案的謎題。通過艾約瑟對漢語音韻學和語言起源的研究,可以發現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和漢學研究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語言學;起源;科學;漢學

  作者簡介:陳喆,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基  金: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艾約瑟與19世紀西方漢語語言學的起始”(項目批準號:13CSS002)的階段性成果。

 

  關于語言起源問題的探討幾乎貫穿整部西方思想史。但要真正破解難題,首先必須知道人類最初的語言具備哪些特征。隨著天主教向遠東的傳播,來自中國的信息逐漸引起西方世界的關注。在耶穌會士的筆下,中國的語言、制度、宗教四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至19世紀,這種錯誤的觀念依然延續,且有不少西方人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停滯的帝國,相信中國的一切都停留在人類文明的初始階段。這一偏見使他們誤以為可以通過中國了解人類社會的早期狀況。按照當時流行的進化邏輯,漢語詞匯單音節和語法即句法的特征,完全符合人們對原始語言的想象。與此同時,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表明,語言的變化并非驟然發生,而是遵循一定的規律逐漸展開。地質學家通過對巖層的觀察,可以推知古代地球的面貌。同樣,語言學家可以通過對已知語言的觀察和分析,推導出語言過去的狀態。在這些觀念的影響下,倫敦會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展開了一個大膽的嘗試,即通過對漢語的研究來解開語言起源之謎。

  就艾約瑟的漢語研究而言,目前學界的關注主要集中于他在官話語法1、上海方言2和中西語言比較3等領域的探索。而他在漢語音韻學方面的成就,尚未得到重視。近代西方語言學思想和科學方法觀一方面啟發他去尋找漢語語音變化的歷史規律,另一方面又誤導他運用這一發現去解決語言起源的問題。這種存在于錯誤和貢獻之間的密切關系,往往是學科史和學術史中最容易被忽視的部分。艾約瑟希望通過對漢語語音變化歷史的研究來解決語言起源問題,目標雖然不切實際,但其大膽的嘗試卻為近代西方學界的漢語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 19世紀的語言起源理論

  19世紀關于語言起源的理論種類繁多,多數以“語言科學”為討論對象的論著都會涉及這一問題。概而言之,當時流行的看法大體可分為三種:其一為神授論,即上帝將語言教給亞當;其二為原生論,即使用語言是人類的本質特征之一,只要有交流的需要,人類自然就會說出語言;其三是模仿論,認為人類誕生時沒有語言,后來通過模仿自然界的聲音逐漸發展出語言。

  蒙哥馬利元帥的外祖父,曾任著名的哈羅公學校長的法拉(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蜚聲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思想界。他雖然不直接從事東方學和比較語言學研究,但對這些問題興趣頗大,撰寫了不少著作討論與語言科學相關的問題。法拉認為三種流行的觀點都不能對語言的起源做出恰當的解釋。上帝創造了人類的精神和生理機能,就此而言語言是上帝給人類的恩賜。但語言同時也是一種由強大本能迅速激發形成的能力,是人類智慧和思想自由的結果,不是純粹的官能作用。雖然法拉相信從一個簡單的擬聲詞可以演化出大量詞匯,不過他同樣意識到不能過度強調擬聲的作用,不能誤認為擬聲是形成語言的唯一方式。在他看來,單純的模仿如同鸚鵡學舌,無助于邁出通向語言的第一步。但語言如何起源,他依然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他認為現代人因為失去了創造語言的需要,于是便不再具備創造語言的能力,故而無法發明詞匯。4法拉嘗試調和科學與信仰,但最后仍將要解決的問題歸結為一種現代人類因為不再需要而喪失的原始能力的作用,顯然難以滿足科學對解釋的要求。

  德裔東方學家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在其關于語言科學的系列講座中,也專設一講討論語言的起源問題。馬克斯·繆勒認為擬聲詞在任何語言的詞匯中所占比例都很小,所以不能將必要的詞匯都視為模仿的產物。5他也不贊同語言源于感嘆的理論,指出如果最初的語言由叫喊和對自然聲音的模仿構成,那就等于說幾乎任何一種動物都有語言能力。6馬克斯·繆勒相信,人類在其最初的完美狀態中,不僅和動物一樣被賜予了一種通過感嘆表達情感、通過擬聲表達所見的天賦,同時還具備一種用更清晰的聲音表達思想中的邏輯概念的能力。他認為這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本能,不過一旦人類失去了這樣的需求,這一能力也就隨之喪失。人類的嗅覺不敏銳,就是因為對之已經沒有什么需求了。同理,當詞匯的創造任務完成后,人類的造詞能力也隨之衰退。7雖然馬克斯·繆勒認為語言研究當從已知推向未知,也積極地在語言科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尤其是地質學之間尋找相似之處,8但是將語言的形成歸因于一種已經消失的本能,則又是用未知解釋已知,不符合科學的要求。

  1866年,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在《每周評論》(The Quarterly Review)上撰文對法拉和馬克斯·繆勒的著作進行了點評。就語言起源的問題,他批評馬克斯·繆勒接受了一種先驗的理論,違背了從已知推理過去的原則。倘若創造詞匯的能力源于一種可以領會詞匯與思想之間的相似之處的直覺,并且這種本能在完成詞匯創造的任務后便退化了,那么就只能承認現今的人和最初的人不是同一個物種,有著不同的思維結構。91891年,當馬克斯·繆勒將其關于語言科學的兩個系列的講座增訂再版時,在英語學界與之爭奪話語權的耶魯大學梵語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毫不客氣地指出,將創造詞匯的能力歸因于一種已經消失的本能,這一觀點是馬克斯·繆勒從一個他從未提及姓名的德國權威那里搬來的。而原始詞根形成之后,是否就再也沒有新的詞根出現?惠特尼認為絕對不可能。10

  最難解釋的問題其實不是激發人類創造和使用語言的能力來自何處,而是語言如何產生。要進行科學的解釋,必須先知道人類最初的語言是什么樣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為19世紀的西方學者一窺人類語言起源問題打開了另一扇窗戶。如果能通過語法比較,找出最初的詞根詞,就更容易判斷它們究竟源于模仿還是發自感嘆。然而,少量擬聲和感嘆詞如何通過類比派生出大量的詞匯,如何發展成為一種語言,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畢竟在模仿動物的叫聲和最含糊的語言、在重復聽到的聲音和最原始的表達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許多19世紀的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是一個停滯的帝國,其習俗和制度僵化在久遠的過去,因此單音節的漢語也就很自然地成為語言最初狀態的代表。從單音節到多音節、從無語法到具備完整的屈折形態,這個過程完全符合從簡單到復雜的進化邏輯。如果能在漢語和語言的起源之間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釋,那么語言起源的問題便有了堪稱科學的答案。艾約瑟想要完成的,恰恰正是這個目標。

  二、 艾約瑟對漢語語音演化歷史的探索

  根據19世紀西方學界對科學方法的認識,要想通過研究漢語來解決語言起源的問題,首先必須研究漢語語音變化的歷史,發現規則并依據規則將之還原到最初的狀態。早在16-17世紀,歐洲學者已經開始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語言,并注意到語言的變化和不同語言之間存在的聯系。11但此時,西方學界對漢語語音變化的歷史依然毫無認識。傳教士們提供的信息讓學者們錯誤地認為漢語是一種四千年來不曾變化的語言。19世紀,隨著印歐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迅速發展,人們開始意識到語言并非突然且隨意地發生變化。德國語言學家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通過研究德意志方言,歸納出了著名的格林定律(Grimm’s Law),揭示了從原始印歐語到原始日耳曼語的主要變化規則。語言遵循規則逐漸變化的觀點成為學界的共識,這也啟發了艾約瑟嘗試通過對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去發現漢語語音變化的歷史規則。

  艾約瑟一生中寫過很多關于古代漢語音韻研究的文章,其中較為系統地闡述漢語語音演變歷史的有論文《文字發明時漢語的狀況》(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和專著《漢字研究導論》以及論文集《漢語的演化——人類語言起源和發展的例證》(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文字發明時漢語的狀況》是1874年艾約瑟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東方學家大會上宣讀的論文。《漢字研究導論》于1876年由圖伯納公司出版。《漢語的演化——人類語言起源和發展的例證》則由1887年發表在《北京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上的一系列論文合成,1888年由圖伯納公司出版。通過以上論著基本上可以了解艾約瑟對漢語音韻學的研究情況。

  《文字發明時漢語的狀況》似乎是目前所見的第一篇向國際學界展現漢語語音變化歷程的研究論文。該文由近到古,分三個階段介紹漢語語音變化的情況。首先是中古時代。艾約瑟指出,玄奘譯經時代,平聲沒有上下之分。此后的一千二百年間,五分之四的濁音聲母和三分之二的入聲從漢語中消失了。在《廣韻》的指導下,可以了解一千二百年前漢字的讀音,而現代官話只有六百年的歷史。但要明白漢代的語音,《廣韻》則無法提供指導。其次是孔子時代的漢語。艾約瑟相信孔子所編撰的上古文獻是信實的,那個時代《詩經》中的詩歌都押韻,主要以ng、n、m、k、t、p收尾,一如現今的廣東話和廈門話。漢語發展的趨勢是入聲的消失,公元前800年的字中有約一百個在中古時代失去了入聲。漢語語音元素在公元600年前后穩定下來。12最后是文字發明時漢語的狀況。艾約瑟認為,文字發明以前,詞的讀音一直在變化。由d向s、sh、l的變化在文字發明前已經完成。從潮州話中“拆”、“治”、“茶”、“中”、“敕”、“暢”、“潮”等字的讀音看,文字發明后出現了由t和d向ch的變化。濁音g、d、b逐漸變為清音k、t、p和送氣清音k‘、t‘、p‘。吳方言中保留了很多中古音的痕跡。僧侶們對佛教經典中專有名詞的譯法也能反映當時的語音狀況。13文字發明之前,k、t、p已經開始向ng、n、m轉變。文字發明時,這一過程仍在繼續,但不久便停止了,之后是入聲k、t、p消失的過程。14

  《漢字研究導論》一書雖然出版于1876年,但考慮到正式出版的滯后性,其醞釀和寫作可能與艾約瑟在兩年前提交給倫敦東方學家大會的論文同時進行。書中除了介紹漢字的基本結構外,也對漢語語音的發展歷史進行了研究。為了減少漢字復雜的書寫方式帶給西方人的困擾,艾約瑟提醒研究者,中國人并未創造一種語言,而是在尋找一種書寫早已存在的語言的方法。1518世紀耶穌會士對漢字的研究側重字形,尤其是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試圖在漢字的構造和上帝的啟示之間尋找聯系。艾約瑟認為,這種解釋方式已經過時了。16他所要展開的便是對漢語語音史的研究。

  和法拉以及馬克斯·繆勒一樣,艾約瑟也相信最初的人類具備一種將詞匯與客體對應起來的能力,并以多種方式結合喉部、齒和唇三個部位的動作來進行表達。這種能力,后來被遺忘了。而對作為人類最初語言的直系后代的漢語的研究,可以解釋詞匯的起源。17在艾約瑟看來,東亞的語言,例如漢語、蒙古語和日語曾經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發生過類似于格林定律的變化。例如在玄奘譯經的年代,陜西方言中有非常明顯的濁音,而現在早已無影無蹤。18接下來,艾約瑟按照喉、腭、齒、唇的順序,對古代漢語聲系的變化做了比較充分的描述,并結合中國學者的研究進行了歸納。

  Ganges通常被翻譯成恒河,“恒”中古時屬匣母字,聲母明顯不發g 聲。“縣”、“行”閩南音近kui和kia,但中古時也都是匣母字。“撿”、“斂”中古時皆為來母字,而在現代漢語及許多方言中,這兩個字的聲母是不同的。艾約瑟認為,這些現象都反映了喉音從g、k到h,和從k到l的變化。他推斷這些變化發生的時間大約在公元500年前后。19發現h與g或k的關系,可見艾約瑟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20,但他意識到這些聲母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

  形聲字中以“夗”為聲旁的字,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w為聲母,例如腕、剜、豌、椀等,另一類以y為聲母,例如怨、苑、鴛、箢等。在中古音中,這些字都是影母字,韻屬元部,讀音相近。而“愿”字(影母),從廈門話的gwan,到福州話的ngan,再到上海話的ni,直至北方的yuen,更反映了聲母從g到ng再到n直至y的歷史演變。因此艾約瑟推斷,所有這些影母字,古時聲母可能都是g。“爾”、“耳”、“若”、“汝”等都是日母字,艾約瑟據此認為官話中的r和粵語中的j對應《廣韻》中的n和ng。21

  艾約瑟所謂的腭音基本上相當于舌上音。“知”字,廈門音近ti,在艾約瑟看來,這代表了從t到ch(zh)的變化。“妯”字,《廣韻》注為直六切,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指出在《方言》中“妯”字音度六切。艾約瑟認為,與今音cheu相比,《方言》中的讀音反映了發音從d向ch的變化。22

  就齒音部分而言,艾約瑟認為漢語發音從古到今經歷了由d、z、zh到t、t‘、ts,以及t‘s、sh到ch、c‘h的變化。“心”在交趾的越漢音中讀tim,反映出由t到s的變化。對照“中”、“茶”、“追”、“直”等字在潮州話和官話中發音的差異,可以找到由d向ch變化的痕跡。他甚至推斷,匈奴語“孤涂”(兒子),在現代突厥語里讀ugli,說明突厥語中有d向l變化的現象。《說文解字注》中,“數”字發“婁”聲,艾約瑟認為,“婁”為“數”字的聲旁,表明發音從l向sh的變化。23

  關于漢語唇音的變化,艾約瑟注意到了乾嘉學者提出的古無輕唇音的觀點,并以Buddha音譯為“佛”字為例,說明由b向f的變化。“派”、“脈”二字聲旁相同,反映了從p向m的變化。 而“文”、“武”二字都是明母字,反映了由m向w的變化。“亟”、“急”兩字同義,但亟入聲為k,而急入聲為p。立入聲為p而昱入聲為k。在艾約瑟看來,這些都反映出入聲從k到p的變化。葉入聲為p,渫入聲為t,表明入聲t來自p,但這一變化僅出現在《切韻》編撰之前幾個世紀的少數字中。“坑”(k‘eng)與“坎”(kam)同義;“廾”和“弇”都是見母字,聲旁相同,但廾屬鍾韻,而弇屬覃韻;“壬”《廣韻》如林切,林屬侵韻,以唇音m收尾,而“徵”以“壬”為聲旁卻讀cheng,這些例子在艾約瑟看來,都說明尾音m變成了n或者ng。24

  艾約瑟對漢字讀音變化的觀察自然稱不上精深。一方面重聲而輕韻,另一方面對變化的原因和順序缺乏論述。他和當時許多歐洲的東方學家一樣傾向于把語言變化當作一種由自然規律支配的現象,割斷了其與具體歷史文化背景的聯系。但作為一個傳教士,在尚無西方學者能夠涉足的領域從事開拓性的研究,即便只是一些粗疏的歸納,在西方漢學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不小的進步。首先,艾約瑟注意到了方言對音韻學研究的意義。其次,他關注到了周邊國家對漢字的借用,意識到其中很可能保留了這些字被借去時的讀音。這不僅為傳統音韻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是讓西方學界認識到漢語不是一種四千年來未曾變化的語言。當然,相信發生在其他語言中的變化也一定會出現在漢語當中,則顯然過度發揮了想象。

  由于當時尚無國際音標,不同學者對漢語讀音有各自的拼法。在該書的附錄中,艾約瑟詳細介紹了《康熙字典》的使用方法,并為漢字聲母擬定了發音。他按照喉音、齒音、腭音、唇音、唇送氣(輕唇)、齒咝音、腭咝音、喉送氣音、舌腭音的分類將見、溪、郡(群)、疑擬作k、k‘、g、ng,端、透、定、泥擬作t、t‘、d、n,知、徹、澄、娘擬作ch、c‘h、dj、ni,幫、滂、并、明擬作p、p‘、b、m,非、敷、奉、微擬作f、f‘/p‘、v/b、v/m;精、清、從、心、邪擬作ts、ts‘、dz、s、z,照、穿、狀、審、禪擬作ch/ts、c‘、dj、sh、zh,曉、匣、影、喻擬作h、h、y、y,來、日擬作l、j。他意識到非、敷、奉三母是后來才有的。非源于幫、敷源于滂、奉(微?)源于明,而精、清、從、心、邪和照、穿、狀、審、禪都是端、透、定、泥的衍生。曉、匣實際上屬于喉音,區別在于強弱。來、日屬于齒音n。25傳統音韻學著作通常將三十六個字母按唇、舌、牙、齒、喉的順序排列,而艾約瑟卻將牙音當作喉音,舌頭音當作齒音、舌上音當作腭音,這實際上是為了對應梵語對輔音字母的分類和排序。此前,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傳教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約書亞·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就按照這樣的順序向西方學界介紹《康熙字典》中漢語的聲母體系。他將三十六個字母分為九組并進行了注音。第一組,見k-yen、溪kh-ee、郡k-yoo、疑y-ee(ng);第二組,端t-wan、透t’h-où、定t-ding、泥n-ee;第三組,知ch-ee、澈chh-yěh、澄ch-ing、娘ny-yang;第四組:幫p-ang、旁p’h-ang、并p-ing、明m-ing;第五組:非f-wy、敷fh-oo、奉f-oong、微w-y;第六組:精ts-ing、清ts’h-ing、從ts-oong、心s-in、邪s-yca;第七組:照tch-aò、穿tchh-uen、狀tch-ang、審sh-ún、禪sh-yèn;第八組:影y-ing(ng)、曉h-yáo、喻y-ù、匣hh?ya?hhh-ya?h;第九組:來l-ai、日y-ǐh。他指出,對照梵語字母表和三十六個字母,可以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注音方法上,馬士曼結合了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和天主教傳教士的做法,用h表示送氣,中間插入’,以便和英語中的th、sh區別。26與此同時,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也按牙、舌、唇、齒、喉、半舌半齒的順序介紹三十六個字母,將見、溪、群、疑擬作k、k’h、k、e,端、透、定、泥、知、徹、澄、娘擬作t、t’h、t、n、ch、ch’h、ch、n,幫、滂、并、明、非、敷、奉、微擬作p、p’、p、m、f、f、f、w,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擬作ts、t’sh、ts、s、s、ch、ch’h、ch、sh、sh,曉、匣、影、喻擬作h、h、y、y,來、日擬作l、y。27對照之下可見,馬士曼和馬禮遜對三十六個字母的轉寫大體一致,且按照中國音韻學傳統介紹發聲部位。但排列時則按照梵語輔音字母的順序從k開始。艾約瑟延續了前輩漢學家從k開始介紹三十六個字母的順序,但在對發音部位的認定上完全按照梵語的標準。其目的似乎是想為熟悉印歐語的東方學家們提供方便,卻給他們真正深入研究漢語音韻帶來了困擾。不過在擬音的細化和準確程度上,艾約瑟超過了馬士曼和馬禮遜。端和定、知和澄、非和奉、精和從、照和狀在馬士曼和馬禮遜的擬音中看不出差異,而艾約瑟則進行了區分,體現了這些字的聲母在中古時期的清濁之別。

  通過艾約瑟對漢語聲母發音變化的歸納,可見他對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說和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這兩個觀點應有較為清楚的認識,且結合漢語方言,總結出t和d向ch變化的規律。將齒音追溯到舌音(即梵語的腭音到齒音),雖不完全正確,但也說明艾約瑟意識到,古代許多正齒音后來都讀舌音。而發現官話中的r對應古時的n或nj,表明他雖然沒有像章太炎那樣提出娘日二紐歸泥的說法,但大體認識到日母在古時不是一個獨立的聲母。

  三、 漢語和語言的起源及演化

  至19世紀70年代中期,艾約瑟已經在漢語音韻學領域取得了不少突破。他的參考材料中包括了《詩經》、《尚書》、《易經》、《離騷》、《爾雅》、《說文解字》、《方言》、《廣雅》、《玉篇》、《廣韻》、《金石萃編》等,對乾嘉學者的成就頗有了解。但此后,他卻將相當一部分注意力轉向一個更為雄心勃勃的目標,即通過漢語研究語言的起源。這個在今天看來不可能通過科學研究來解決的問題卻在歷史上吸引了無數學者。近代的西方學者熱衷于研究人類的原始狀態,其中也包括語言起源的問題。然而,語言的起源發生在遙遠的過去,因此只能通過對已知語言的研究,推導出語言最初的狀態,然后才能解開起源之謎。19世紀是一個崇尚科學的時代,而科學方法要求的恰恰就是利用已知來解釋未知。強調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似性,也是確立語言研究的科學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用科學方法解釋語言的起源,對當時的學者而言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1839年,英國語文學家約翰·威廉·唐納德森(John William Donaldson, 1811-1861)在《新克拉底魯》(The New Cratylus or 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一書中指出,就語言的原始狀態而言,唯一可靠的結論只能通過對現存所有不同類型語言的嚴謹研究得出。28他認為對語言的研究可用于確定任何一個民族的血統來源,追溯其所歷經的人口和政權的變化,這和地質學有驚人的相似。地質學通過可區分的混合沉淀由今推古,確定疊加或者混合是在什么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怎樣的方式發生的。29與生物進化理論的類比,使浪漫主義時代語言學家們相信:與生物從簡單進化到復雜一樣,語言也有一個從單音節到多音節、從無語法形式到具有完備的屈折語法的發展過程。而與地質學的類比,則使學者們相信,可以通過現存的語言來研究發生在遙遠過去的語言變化,推知語言最原始的狀況。

  馬克斯·繆勒是19世紀英語世界東方研究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許多致力于漢學研究的西方學者都深受他的影響。對他而言,語言科學在理論階段的目標就是研究語言的起源。30馬克斯·繆勒認為,語言科學的精神和地質學家對待石頭和地層、天文學家對待星體、植物學家對待花朵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自然科學中,沒有比地質學更值得語言科學借鑒。地質學的原理同樣適用于語言研究,例如現今正在發生的,古代同樣有可能發生;在小范圍內是真實的,在大范圍內可能也是真實的。和地質變化一樣,語言發展雖有規律可循,但過程并非全然一致。地殼不只是由青灰巖構成的,語言的構成也同樣復雜。在研究倫敦或牛津的粘土或紅砂巖時,地質學家會尋找不同的特征。同樣,語言研究者也需要留意不同的信息,即使他的研究只限定在屈折語階段。在屈折語中已經證明的規則,未必適用于孤立語和粘連語。31

  馬克斯·繆勒的觀點給了艾約瑟很大啟發。艾約瑟相信人類先祖在創造語言時所建立的那種詞匯和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后來被遺忘了。他也認為語言研究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32并且,在他看來,語言學和地質學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煤床上的新樹林反映出古今氣候的差異,語言的發展也和巖石一樣遵循著漸次且均勻的變化規律。33和19世紀的許多語言研究者一樣,艾約瑟接受語言發展的均變理論。既然語言的產生和演變不是突然發生,而是有規律可循的,那么只要通過研究語言的發展歷史找到這一規律,便可以將語言還原到剛剛誕生時的狀態,進而破解語言起源之謎,并將語言學科推向最高的研究階段,即馬克斯·繆勒所謂的理論階段。

  馬克斯·繆勒和法拉都將問題拋給了人類在創造語言的時代所具備的那種發明詞匯的能力,但無法解釋人類的先祖是如何發明詞匯的,也不能真正解開語言起源之謎。而艾約瑟想要做的,恰恰就是填補馬克斯·繆勒遺留的空白。他相信結合進化論和均變論,通過研究漢語的語音演化歷史,可以總結出語言變化的規律,為語言起源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基礎。1887年,艾約瑟在他和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主辦的《北京東方學會會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888年集結出版,取名《漢語的演化——人類語言起源和發展的例證》,試圖通過研究漢語的語音演化史來解開人類語言起源之謎。

  艾約瑟指出,早期人類通過姿勢和叫喊表達思想情感,而口部動作中最明顯的是唇的開合。唇音和面部表情的結合最容易被觀察到,因此姿勢和唇音的組合便構成了人類語言最初的形式。他還認為兒童最先發出的聲音,例如ba和ma,可能就是人類最先使用的,所以b、p和m這樣的唇音構成了人類語言最早的要素。34 由于唇的動作本身已是肢體語言的一部分,當語言變得更加復雜多樣時,肢體的作用就不再重要,唇音在發音中的優勢地位也漸漸喪失。據艾約瑟自己的統計,近代漢語中以m、p、f等為聲母的字,數目只占以h和k為聲母的字和以t、s、n、j、ch為聲母的字的一半和四分之一。不僅聲母如此,結尾的入聲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據艾約瑟觀察,在《廣韻》中以t和k結尾的入聲字是以p結尾的入聲字的兩倍和三倍。以m結尾的入聲字只有尾音是n或ng的字的三分之一。可見一千二百年前,唇音b、p、m的優勢地位已經喪失,而之后失去的更多。p變成了t和k,m變成了n和ng,故而在晚近的漢語中,喉音占據了優勢。艾約瑟推斷,在約公元前2500年前文字尚未發明的年代,漢語詞根中p、b、m三個不送氣的唇音占有絕對優勢。35他由此提出了一個理論,即漢語語音的歷史,按照發音部位由外向內,經歷一個由唇音主導到齒音主導,最后是喉音占絕對優勢的過程。唇音階段大概處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間,下一個千年是齒音階段,再下一個千年是喉音階段。36

  接著艾約瑟從輔音到元音再到聲調及語音搭配,對漢語語音的歷史演變進行了梳理。他指出濁音出現在清音之前,而清音又早于送氣音。元音中以a、i、o最古,因為發這些音時口部動作清晰可見。u和ü在發聲時,不容易從口部動作看出來,所以是后來才出現的。因此,漢語的聲母大多可追溯到唇音,而元音基本上都源于a。s、sh最適合與t搭配,使得端組字變成了知組字。前元音a、o、u(sun中的u)多以k為入聲,而后元音i、e、ü、?多以p、t為入聲。入聲為p、t的字通常前面沒有二合元音。在入聲消失后,舌下沉,w、y就很容易進入輔音和元音之間成為韻頭。之所以會經歷這樣的變化,艾約瑟認為是為了說話省力。37就古代漢語的聲調問題,艾約瑟重點參考了段玉裁的觀點,認為《詩經》中只有平、上、入三聲,至4世紀才出現去聲。聲調體系的發展開始于唇、齒音階段,之后經過緩慢的演變,至4世紀才四聲完備。38

  按照艾約瑟的推斷,既然漢語的發聲優勢經歷了從唇音到齒音再到喉音的轉變,濁音的出現早于清音和送氣清音,且所有的元音又基本上可以追溯到a,那么最初的語言必然由唇元音和唇輔音構成。果真如此,詞匯量是不是會太少?艾約瑟覺得不會,因為一個詞會不斷派生出新的詞。絕大部分詞匯都不是單獨創造的,而是通過派生形成,這是最省力的方式。有時兩個詞根相加也可以造出新詞,例如木耳。思維影響發聲器官,導致發音變化,以便與觀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一致。例如dom這個詞根可以派生出“桶”,桶在古代是非常方便的計量工具,于是通過由t向l的變化,產生了“量”。這種變化始于個人偶然的創新,由個人擴大到一個地區,進而蔓延至整個國家。39

  艾約瑟把造成發音改變的最主要的原因歸結為六點。第一,強調某種意義的愿望是產生大量派生詞的原因之一。將“洞”(有看清之意)由濁音變為清音就成了“通”(明白)。“從”(t‘sung)舊讀tzung,變成去聲即“眾”,變成上平聲即“蹤”。第二,對重復的厭倦也會改變發音。這種改變由重組發聲器官搭配的愿望引起,例如平聲中的濁音變成的送氣清音,“平”由bing變成了p‘ing,“同”由doong變成了toong。其他聲中,濁音幾乎都變成了不送氣清音。第三,當變化開始后,內在于人類本性中的模仿欲使得變化進一步擴大。子女離家后,發音會在無意識中與父母的產生差異。對長期重復的厭惡促使他們拋棄開頭和收尾的音。這些音過去必須發出來,是為了讓人能聽懂,但后來人們漸漸發現可以在縮小肌肉的運動同時又不影響表達的清晰度,于是便省略了它們。在這一過程中,肌肉得到了放松,說話變得越來越省力。第四,關注到客體某些方面的特征并予以限定,也是造成發音多樣化的重要原因。當所要描述的客體的某個新特征被察覺時,在發音中就會產生相應的變化。誠、令、成、整、臧、正、當這些表示道德品質的字,最初的形態可能都是dang。第五,許多發音的變化源于對含義的限定。鐕、針、籤、鏨和葬、臟、贓、倉等,都是在單音節范圍內,通過將新的含義附會到舊詞上,由同一個詞派生出來的。第六是時尚的作用,許多發音的變化并非由觀念改變而引發,而是和衣著一樣受時尚的影響。為了避免出現發音的不和諧,一個詞中不會出現兩個相同的音。入聲消失后,通過二合元音加以彌補,而過時的詞則被淘汰。當然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文明的進步、由省力原則導致的語音簡化、表示尊敬的需要等也會對發音造成影響。40

  根據艾約瑟的理論,由于唇音和元音a在語言形成早期階段的優勢地位,再加上手和口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發生了手送食物入口、口咀嚼發聲、眼睛看到食物,而嗅覺和味覺則給大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這樣一個過程,并隨之形成了b、p、m和a的組合。41他假定類似于ba、bam、bab這樣的詞根,最初用來稱呼手,也可喻示手里的工具或者手所指和所打的對象。形成新的概念不需要單獨創造詞根,只要通過派生即可。漢語用音調派生新詞,而多音節語言則通過附加音節來達到同樣的效果。42經由bam這樣的詞根,可以產生飯(ban),表示食物的概念。再經過語音變化,可以衍生出食、茹、焦、吃等字。唇音卜,可以派生出度、揣、猜、估、揆等字。表示丈量的字多發齒音(梵語齒音對應漢語音韻學中的舌音),反映了進入齒音時期后文明的進步。43唇音時期的bap在齒音時期派生出了踏、走等概念。而當遇到一個無法找到適合的聲音來表達的概念時,早期人類便從表達手、腳或手中的工具的讀音中派生一個新的讀音。44類似的例子,艾約瑟舉出了不少,其目的顯然是要揭示那種現今人類已經喪失的造詞能力在語言產生和變化的過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的語言演化理論以及學者們在語言研究和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之間的比附給了艾約瑟發揮想象的空間。既然人類發聲器官的構造是相同的,語言是一種生理活動,那么一種語言的歷史也就是所有語言的歷史。東西方在語音變化規律上的一致,就是生理發展過程的一致。45雖然當時的地質學研究已經表明地球的自然歷史遠比《圣經》記載的久遠,但人類什么時候出現,尚無定論。艾約瑟采納了加拿大地質學家約翰·威廉·道森(John William Dawson, 1820-1899)的觀點,相信人類起源于七千年前的溫帶。46據此,中國古老歷史的開端距離人類誕生的時間尚不十分遙遠,這也給了艾約瑟通過漢語研究來探索語言起源的信心。

  然而,對浪漫主義語言演化理論,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表示贊同。這套理論的主要支持者是德國東方學家,并通過旅居他國的德裔學者或者在德國深造的英、法學者廣泛傳播。相對于英語和法語,德語的屈折形態更為豐富。從孤立語到屈折語的演化理論,實際上也是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一種反映。由于德國在東方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等領域的領導地位,這套形態演化理論在英、法等國也非常流行。但也有學者發現了其中的問題,例如被譽為19世紀伏爾泰的法國學者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他雖然贊同語言進入屈折階段后會逐步分化的觀點,卻反對從單音節向多音節進化的假設,認為于史無證。47在《語言的起源》(De l’origine du language)一書中,他指出科學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探索語言的起源。勒南認為有一種內在本能驅動人開口說話,而不需要依賴意識。語言的產生并非長期摸索的結果,而是出于一種原始的直覺。因此,人類不存在一個沒有語言的階段。既然說話是一種本能,那么每個民族各有自己的語言天分,無需努力,不必摸索。而理性在語言的產生和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無足輕重。48他敏銳地察覺到土著部落語言有非常復雜的結構,并斷言將漢語的單音節特征視為語言最初形態的代表是一種需要學者們去反思的錯誤。49按照勒南的觀點,如果說話依靠的是本能和直覺,而理性并沒有發揮作用,那么艾約瑟所做的一切推演都純屬想象。

  繼勒南之后,英國亞述學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6-1933)在1874年的《比較語言學的規則》(Principles of the Comparative Philology)和1880年的《語言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這兩部著作中,系統地批判了從孤立語到屈折語的演化理論。值得一提的是,在《語言科學導論》一書中,塞斯指出艾約瑟的研究已經表明漢語其實一直在變化,因此不能用孤立語的特征來論證中國的古老。50按照塞斯的理論,漢語和英語一樣屬于分析語,位于語言發展的最高階段。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那么艾約瑟通過漢語來研究人類語言起源的嘗試將注定徒勞無獲。

  四、 結 語

  19世紀,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知識門類開始脫離傳統的語文學,形成獨立的學科。與此同時,自然科學逐漸壟斷了解釋“科學”這一概念的話語權。要將語言學建設成一門獨立學科,必須強調其科學性,因此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在研究方法上和自然科學進行比附。隨著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西方學者漸漸意識到語言不是突然產生和改變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規律逐漸變化。在方法上附會生物學的進化模式及地質學的均變模式,更能凸顯語言學的科學性及其獨立的學科價值。艾約瑟吸取了這些觀點,在當時盛行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從被許多學者認為僵化在語言發展初始狀態的漢語著手,根據規律從已知推導未知,從局部推斷整體,試圖通過對漢語語音演化歷史的研究去解決法拉和馬克斯·繆勒留下的問題。雖然這樣的研究主觀想象成分較多,用現今的標準衡量,顯然已經落伍。但對一個學科的歷史而言,錯誤本身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客觀存在。探討造成錯誤的原因,雖然未必有助于今人解決語言起源的問題,卻可以揭示歷史上自然科學的思維邏輯對語言研究的誤導和19世紀歐洲的學術思想方法對早期漢學研究的影響。

  語言如何起源,最原始的語言是什么樣的,這些問題是否能夠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本身就是一個疑問。深受西方科學觀念影響的艾約瑟將語言研究視為一門自然科學,認為語言有自身的變化規律,不受人類意志的左右。他意識到習俗風尚和文明的發展會對發音造成影響,卻又不能擺脫均變理論的束縛。可是,就中國歷史而言,劇烈的社會變化和大范圍的民族融合往往是造成語音變化的重要因素。五胡亂華及宋元和明清的政權更易都對漢語語音的變化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這些造成語言明顯變化的因素并無規律可循,更不可能根據后來發生的變化總結規律去還原文字發明以前漢語的狀態。畢竟邏輯上可行的,未必在現實中可行;邏輯上合理的,未必就是事實。

  不論其終極目標是否可證,艾約瑟的漢語研究依然有不少方面走在了時代前列。對近代早期的許多職業東方學家而言,東方語言只存在于書本中。19世紀初著名的法國東方學家薩西(Antoine Isaac 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自學阿拉伯語,但只能閱讀,不會說。511867年,理雅各拜訪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時也發現這位漢學界的泰斗有許多顧慮,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缺乏自信,因為他不會說漢語,更沒有在中國生活的經驗。52在1881年出版的《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一書中,德國漢學家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也感慨歐洲學界對漢語音韻研究不足,一個學者可以翻譯漢語文本但卻對讀音一無所知。漢字被當作通用書寫符號,沒有發音,不能讀只能譯。由于忽略了語音,既享受不到漢語之美,更無法對這種語言予以評論。53 17世紀,由來華耶穌會士提供的信息曾使人們相信官話代表了最古老的漢語。54與耶穌會士重點關注官話不同,艾約瑟兼顧官話與方言,并明確指出官話的歷史不超過六百年。他第一次有系統地向西方學界揭示了漢語語音所經歷的變化,使學者們認識到漢語并非一種數千年來僵化不變的語言。不僅如此,艾約瑟還發現漢語語音的變化留下了清晰的痕跡,可以通過古代文獻、韻書,并結合方言資料、音譯的外來詞以及被借用的漢字在周邊民族語言中的讀音等信息,推導出古代漢語的發音情況。時至今日,中西學界對漢語音韻的研究,依然在沿用艾約瑟提出的方法,以至于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也推艾約瑟為最早對漢語古音進行科學研究的西方人,盡管認為其學說有很多臆斷之處。55

  艾約瑟始終堅持漢語是人類語言早期形態的代表,但他提供的信息卻被塞斯等學者用來顛覆當時流行的語言形態演化理論,盡管他本人不會贊成塞斯的觀點。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傳達給歐洲學界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從孤立語到屈折語的浪漫主義語言形態演化模式。這種進化模式對19世紀漢學家研究漢語時的取徑產生了重要影響。而漢學家的研究又會被新一代學者用來顛覆早先的語言形態演化理論。這一不斷相互影響的循環模式,更向我們展現出關于東方的知識在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注釋

  1 于苒:《艾約瑟〈官話口語語法〉研究》,姚小平主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45~277頁。

  2 樸允河:《論艾約瑟(J.Edkins)的上海方音研究》,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

  3 陳喆:《從東方學到漢學——艾約瑟的比較語言學與漢語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4Frrederic W.Farrar,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London:John Murray,1860) 31-32.

  5Friedrich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April,May & June,1861 (London:Longman,1862) 366.

  6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p.377.

  7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p.392.

  8Friedrich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second seri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February,March,April and May,186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1865):22-23.

  9Edward Burnett Tylo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February,March,April and May,1863,Max Müller,M.A.Second Series,London 1864,” The Quarterly Review 119 (London:John Murray,1866):423-424.

  10William Dwight Whitey,Max Müller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a Criticism (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2) 35-36.

  11George J.Metcalf,On Language Diversity and Relationship from Bibliander to Adelung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3) 35-36,49-50.

  12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00-101,104-105.

  13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06-109.

  14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London:Trübner,1876) 113.

  15Joseph Edkin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Trübner,1876) v.

  16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viii.

  17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42.

  18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2.

  19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89

  20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學術研究》1963年第2期。史存直認為李新魁的論據最多只能推斷上古曉、匣二母與見、溪、群母的關系,而不能證明上古沒有曉、匣這兩個聲母(《漢語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6頁)。

  21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p.191-196.

  22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7.

  23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199.

  24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pp.202-205.

  25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Appendix pp.21-24.

  26Joshua Marshman,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Seram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14) 89-94.

  27Robert 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Vol.I,Part I (Macao: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 iv.

  28John William Donaldson,The New Cratylus or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 (London:John W.Parkers,1839) 41-42.

  29The New Cratylus or Contribution toward a more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anguage,p.12.

  301861年,旅居英國的德裔東方學家馬克斯·繆勒在英國皇家科學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ion)就語言學問題做了一系列演講。講稿經過整理后出版成書,定名為《語言科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并多次重版,在英語學界的影響尤其廣泛。該書共由九篇講稿組成,其中第九講討論的就是語言科學在理論階段的目標,即研究語言的起源。

  31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3,pp.9,22-23,32-33.

  32Joseph Edkins,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 (London:Trübner,1888) vi.

  33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6-27.

  34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2,10.

  35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1-12.

  36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7,50.

  37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13-21.

  38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v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25-27.

  39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52-53.

  40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53-58.

  41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67.

  42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39.

  43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p.68-69.

  44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42.

  45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vii.

  46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p.9.

  47Ernst Renan,De l’origine du language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1859) 103.

  48De l’origine du language,pp.5,20,92,94

  49De l’origine du language,p.13.

  50陳喆:《從孤立語到分析語——漢語在19世紀語言形態演化理論中的角色》,《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51Robert Erwin,For the Lust of Knowing,the Orientalists and their Enemies (London:Penguin Books,2007) 135.

  52Norman 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525.

  53Georg von der Gabelentz,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T.O.Weigel,1881) 23.

  54John Webb,Historical Essay,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London:Printed for Nath.Brook,1669) 143,176.

  55Bernhard Karlgren,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H.Aschenoug & Co.,192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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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喆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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