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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年說鼠,這種極其矛盾的動物
2020年02月28日 11:16 來源:文匯報 作者:張翀 字號

內容摘要: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畫老鼠娶親、嫁妹題材的熱鬧畫,只得另辟蹊徑,開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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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畫老鼠娶親、嫁妹題材的熱鬧畫,只得另辟蹊徑,開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畫。這一靈巧轉化,也趨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題材,易于畫家發揮,頗有鼠之狡黠。

  今年是庚子年,所謂干支紀年,甲骨文中已然出現。所謂天干地支,其源于商人的十日旬祭。祭事繁復,不去詳談。而甲骨文中亦有“鼠”字(圖一)與“子”字 (圖二)。不過此時鼠尚未與子建立起聯系。卜辭中“帚鼠”并不少見,如“壬子……[帚]鼠其死”(《甲骨文合集》2805)。帚字應為灑掃的初義,“帚鼠”則可以理解為捕鼠。可見當時已有鼠害。現在安陽殷墟,還發現有竹鼠的遺骨。兩者有何聯系,不得而知。但在殷周金文中卻未見“鼠”字,多半是難登于廟堂重器之上。《禮記·郊特牲》中則有祭祀迎貓的記載,“迎貓,為其食田鼠也”。

  《尚書·禹貢》中有“鳥鼠同穴”山,具體位置亦不可考,而“鼠”指的是鼠兔,與今天所言的鼠無涉。但《詩經·碩鼠》已然是鼠對人的困擾,“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雖然也是一種喻譬,但較之佛門經典“二鼠侵藤”則更為貼近人之生活。近來學者根據安徽大學收藏的竹簡上的兩處異文,考出 “碩鼠”可能就是“鼫鼠”,《說文·鼠部》《爾雅》以及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亦有說,也稱之為 “五技鼠”。 《左 傳》成公、定公等篇章中亦有鼷鼠啃嚙牛角的事情。而后者出處《法王經》也多被認為是偽經。在清華簡 《鄭文公問太伯》中,鄭太伯就以鼠為喻評價鄭國莊公叔段之亂,稱之為“牢鼠不能同穴”,一舉改變《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中鄭伯的謙謙形象。

  以上,鼠多是負面的形象。因其為禍,而成為人們占卜兇吉的依據,從而進入十二辰。甘肅放馬灘出土的秦簡《日書》中,十二地支與十二時辰相配,雖與后世的十二生肖不盡相同,但鼠已明確出現。同地所出的簡中,又以老鼠上不上窗臺來占卜吉兇。可見,進入十二時辰,有占卜兇吉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古已有之的四時五方的轉化。至遲在唐開元前后,陰陽五行十二屬相配的紀年法已影響到吐蕃、回鶻等地。又因地處偏遠,文化交流有“屏風”式的阻斷,使得當地十二屬相并未下沉至民俗,紀年紀日沿用到清代。甘肅肅州發現的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上,即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執日’,辛鼠日”,即是用鼠來紀日的。

  北魏盧元明《劇鼠賦》首以鼠為賦,其文曰: “群鼠乘間,東西攛擲。或戶間出額,或床上捋髭。貌甚舒暇,情無畏惕”,人們對鼠的既愛且憎的矛盾心理也可見一斑。北周宇文護之母曾有書信, “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為鼠……”云云。顯然在南北朝時期,人們已用鼠來表明屬相了。南朝梁沈炯亦作有 《十二屬詩》,其中開篇即是“鼠跡生塵案”。山東臨淄北朝崔氏墓地中就出現了十二生肖的陶塑。可惜這座墓遭到破壞,未見到鼠的形象。從燒制技法看,很可能受到當時佛龕制作的影響。

  山西太原北齊婁睿墓墓室上欄一周繪有十二生肖的壁畫,正北為鼠,現僅殘存嘴巴胡須部分。不獨有偶,河北的灣漳北朝大墓、朔州北齊墓等的墓室中均見有十二生肖圖,漸成系統。王倩認為,十二生肖合同四神、二十八宿構成宇宙世界,鼠處于正北,或與玄武相對。隋至初唐,以長安為主的北方地區多在墓志蓋四邊壸門內鐫刻十二生肖。隋開皇七年(587)宋忻夫婦墓為較早的一座,志蓋上的十二生肖與四神相配。然將四神放置四剎,鼠則位于正北子位。南方地區則比較流行塑十二生肖俑,以兩湖地區為代表,形制有人物頭頂、手持動物以及獸首人身,數種形式。在武漢地區多能見到這些形式,前者屬隋文帝年間的武漢周灣大墓中的生肖俑,后者獸首人身則在東湖岳家嘴磚石墓中可以見到。這與南地近巫不無關系,而后逐漸影響到北方。

  長安地區的十二生肖俑以天寶四年(745)的韓森寨唐墓中的最為大觀,俑高38—43厘米,獸首人身,皆著紅綠彩繪的寬袍大袖。最為難得的是,在這座墓中首次看到,子鼠與午馬成正北南中軸線分布。之前雖發現了不少生辰俑,但位置多有擾動。民間信仰雖然流行廣泛,也難守一定之規,如揚州司徒廟鎮的唐墓則有三彩十二生肖俑,只有九件,未全“十二生肖”之數。而西安西郊西昌縣令夫人史氏墓中的生肖俑雖然是十二件,但鼠卻出了兩件,其中原因亦未可知。

  五代遼宋時期,十二生肖俑在北方基本絕跡,然在南方故地雖然依舊,并有向文官俑轉向的跡象,如天福四年(939)吳越錢王元妃馬氏康陵中,十二生肖就為文官形象,亦有貼金彩繪浮雕的工藝。形象的變化導致神格位份的松動,此墓中的四神在與十二時神的博弈中開始占了上風。北方遼墓雖然不見有時辰俑,卻將時辰神的形象繪成壁畫,與天官、星宿等壁畫系統雜融。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宣化下八里天慶七年(1127)張恭誘墓,墓室頂部外區有十二生肖,皆是文官形象,僅頭部頂著生肖,鼠(子)馬(午)正對外,內區則有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可見,十二生肖的功能進一步弱化,且有進一步向吉慶、裝飾轉變的趨勢。兩宋民間信仰雜且盛,讓十二生肖俑改變了原生態,亦使其從地下走向世俗生活,成為十二元辰,或稱元神。如敦煌十二元神圖題記:“右件十二元神,

  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靜燒銀錢、駞馬、名香、恭菓、并盡形供養,必得除災添壽,故安。”十二時辰的神格開始降低,并逐漸走入民間,有點類似于摩睺羅的情況。這一時期的宗教與信仰是將崇尚和雜祀糅合在一起的。福建、江西等地,仍然有十二生肖俑。如江西朱濟南墓,除十二時辰俑外,也有仰觀伏聽、張仙人等塑像。也因為各種信仰互為糾纏、羈絆,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動物本體之上,尤其是鼠這種極其矛盾的動物。

  唐宋以及明朝,以鼠為主要對象的文學作品并不多見,除前揭盧元明的賦外,亦有唐陸龜蒙《稻鼠賦》、宋劉克莊 《劾鼠賦》、明桑悅《鼠賦》、孫承恩《貪鼠賦》、劉綱《鞠鼠賦》、孫永柞《憎鼠賦》,多以鼠類的貪黠性格來做比興。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唯獨蘇軾《黠鼠賦》翻出一新,描寫一只被裝進袋中的老鼠,發聲引人注意,繼而裝死,誘人扔出之后,落地脫逃,著實有趣。而以鼠入畫則更為特殊,鄧椿《畫繼》“禽獸蟲魚”中并無“鼠跡”,只在“銘心絕品”目下記載有黃筌的《鼯捕鼠圖》。《宣和畫譜》十五卷記載有邊鸞《石榴猴鼠圖》,應是在本卷“花鳥”中的逸品。此外,錢選也畫過《碩鼠圖》《禾鼠圖》等關于鼠的畫作,可惜并未傳世。然從鄧文原的《題錢舜舉〈碩鼠圖〉詩》來看,圖畫可能也多從《詩經》化出,“禾黍連云待歲功,爾曹竊食素餐銅,平生貪黠終何用,看取人間五技窮”。總體說來,這些有關鼠真實形象的描繪,皆不脫大足石刻《貓鼠圖》的意涵,是將鼠作為人的對立面來畫。這樣顯然是題材比較狹窄,畫作鮮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畫壇,文人畫成為重要的陣營。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畫老鼠娶親、嫁妹題材的熱鬧畫,只得另辟蹊徑,開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畫。這一靈巧轉化,也趨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題材,易于畫家發揮,頗有鼠之狡黠。比較而言,較早畫松鼠的錢選、葛淑英多半只是單純繪之,到了朱瞻基、孫隆等人,則有意混淆。彼時,吉祥寓意文化也于民間濫觴。兩廂映襯下,八大、虛谷、華喦、趙之謙等均有松鼠的畫作,形成系統,并影響后世。甚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纓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紋盒,討人喜慶。而虛谷《柳栗鼠圖》則翻作新曲,松鼠翻轉騰空的姿態躍然紙上,承襲黃筌以來的寫生之法。

  而真實的鼠像,則有任熏《十二生肖圖》,其首開則為書房鬧鼠,其淵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圖,在主人案頭則繪置一柄漢代雁足銅燈。老鼠、油燈等圖像語碼,被齊白石所借鑒。他的《燈臺三鼠圖》,畫風更趨近民間,大眾喜聞樂見。這就是從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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