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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為何推崇“德主刑輔”
2020年02月29日 14:41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方達 字號

內容摘要:從孔子開始,無論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還是“緹縈救父”的典故,無不在拒斥“刑”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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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孔子開始,無論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還是“緹縈救父”的典故,無不在拒斥“刑”的應用。

  其中,“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句話不僅被視為孔子的智慧而流傳下來,還成為不少封建君主奉若瑰寶的至理名言。

  殊不知,這一并非孔子首創的觀念,因初創時的特殊背景而隱藏了一定的弊端。作為“為政以德”的來源,周人在伐紂成功后提出的“以德配天”,本質上是針對殷人“殘酷刑罰”而提出的,是為了體現“重視民眾”的一種口號或者說手段。如此一來,原始的“德”只在表面上成了浮在空中的民本思想。

  但需要看到的是,“拒斥”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人已經意識到“刑”在普遍規范、激勵社會成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如“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

  “刑罰”與“慶賞”是一對不能分離的雙胞胎。廣義的“刑”不僅具有一視同仁的普遍適用特點,還以固定的標準讓民眾的付出得到公平回報。因此,在君主愛民的“德治”前提下,民眾可以憑借著自己的意愿,自由公平地參與政治治理。

  反觀孔子,無論出于有意或無意,對“刑”的回避都是孔門無法挽救周邦于亂世的重要原因。“為政以德”的崇高理想固然動聽,卻實實在在地缺乏實操性,而逐漸流于空疏。

  隨著戰國時代混亂的加劇,“德主刑輔”模式終于正式登場。戰國末年的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不再無視秦國的強盛,而明確向往天下一統的“王霸政治”。與激烈批評秦國施行嚴苛刑罰的其他俗儒、鄙儒不同,荀子親赴秦國疆土后對“四世有勝”的繁榮景象推崇不已。其中,既有對軍事實力強盛的肯定,也有對社會運行有序的向往。

  在深究其中根源后,荀子意識到經濟和資源對國家昌盛的決定性作用,并進一步強調與其讓君主愛民,不如讓民眾自愛。由此,以往局限于統治者范圍內部的“德”,成了民眾共同“生養”的“群德”。

  說得直白一些,周人以往雖然意識到民本的重要性,但民眾仍然是統治的對象,天下依舊為周邦所私有。到了荀子這里,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民眾共有天下,人民出于愛自己而匯集成為所有人的天下。

  荀子不僅翻轉之前的治理思路,還以“刑”的內容穩固了新德治模式的基礎。一方面,賞罰的固定標準用“唯賢是舉”取代“任人唯親”,并以此激勵人民迸發出更大獲取社會資源的潛力,從而形成更為強悍的國力。另一方面,特意規定懲罰底線。例如,對宗族不負責的人難以對整個群體負責,這種沒有“群德”的人將面臨最嚴苛的大刑,死后甚至不能得到親屬的悼念。

  然而,前瞻性的理論也需要更好地“落地”。為此,荀子尤為重視公共教育。這不是孔子那種“有教無類”的廣泛基礎教育,而是一種重視相互借鑒、相互引導的教育方式。荀子重視的“積習”與“師法”,正是通過以他人作為鏡子來反觀自身的缺陷,從而共同克服自私天性、共同趨向“公德”。

  客觀來說,這種教育方式在古代資源有限、等級劃分明確的現實中,確實不及自省的學習方式那樣低成本。但是,在公共資源愈發豐富、社會競爭日益透明的當下,荀子的這一超前設計可以得到施展空間。其中,就算“私欲”無法通過公共教育的方式加以自我規約,也可以用“刑罰”的方式予以限定與祛除。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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