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起至1937年，日本三度制定對華全面戰爭意義上的年度作戰計劃。通過廣田內閣到近衛內閣，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準戰時體制”。按照既定的作戰計劃，在成熟的國際條件和國內戰爭準備下，駐屯軍選擇戰略地點盧溝橋制造了事變。就這樣，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尋找時機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詳細]

“華北駐屯軍”擴編后，進一步加緊了對華北地區的侵略活動。1936年6月及9月，日軍先后兩次在北平西南的戰略要地豐臺挑起事端，最終于9月19日強占豐臺，中國第29軍原駐豐臺部隊被迫移至趙家莊一帶駐防。據統計，1936年“華北駐屯軍”進行了5次大規模演習，1937年1月至5月進行了3次大規模演習。自6月起，日軍更是以奪取宛平縣城和盧溝橋為目標，晝夜不斷連續演習，北平局勢日益緊張，中日之間大規模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最終導致了七七事變的爆發。 [詳細]

在盧溝橋事變起始的幾個關鍵事件中，“士兵失蹤”是遠比“第一 槍”重要得多且更復雜得多的事件，這個事件到底包含著怎樣的意義？曲家源指出：日軍對“士兵失蹤”一事前后態度不同，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曲家源：《對“一士兵失蹤”的考證》，《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詳細]

我國學者曲家源在其著作中總結了日方部分學者的類似觀點：日軍在演習時“遭到了據說是來自中國軍隊的槍彈射擊”，進行反擊從而爆發事變。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史桂芳表示，日本學者對所謂“第一槍之謎”的糾結，完全沒有意義，因為這一槍是打響在中國的領土上，中國有權進行正當的自衛。日本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才是最值得強調和反省的。（《“七七事變”80周年記：還原歷史細節 鐫刻民族記憶》） [詳細]

香月清司和宋哲元會面，是因為駐屯軍“兵力單薄，需要拖延時間，等待增援部隊到達”。就在宋哲元拜訪香月清司的7月18日，日本軍部聲稱要“膺懲”第29軍，至9月25日駐屯軍對平津地區第29軍完成包圍態勢。今井武夫宣稱：至此，對華開戰的準備已經完成，“其發動僅僅是時間問題”。（張皓：《香月清司與盧溝橋事變的擴大》，《歷史研究》2015年第5期。） [詳細]

為了貫徹1937年度日軍侵華作戰計劃，便于侵華日軍各兵團制定具體作戰方案，日本陸軍參謀部又發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要領》，具體規定日本陸軍在華北方面作戰的作戰要領，到這個時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經箭在弦上。于是，日本再次采用“制造借口”的慣用伎倆，挑起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戰爭由此發動。（黃一兵：《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戰略》，《光明日報》2015年8月17日，第2版）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