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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挑戰與建設路徑
2019年10月15日 13:54 來源:《中州學刊》2018年第11期 作者:阮建平 林一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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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阮建平,男,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林一齋,男,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武漢 430072

  內容提要:中國政府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和時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賴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戰的不斷涌現,使越來越多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日益緊密地聯系起來,由零和的生存競爭關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關系,客觀上成為某種自在的共同體。但由于歷史和現實方面的分歧,“命運與共”尚未成為國際社會的強烈共識,更沒有成為處理相互關系的普遍自覺,由此導致了日益嚴重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對此,國際社會需要從利益基礎、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識等方面入手,促進各國由一個自在的命運共同體逐步走向自為的命運共同體。

  關 鍵 詞:自在/自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與創新研究”(17ZDA001),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團隊建設計劃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體現了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國的目標追求,也符合人類發展的歷史邏輯,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而得到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可。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

  回顧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合—分—合”的歷史軌跡:人類首先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種群而誕生,然后是為了尋求生存資源而分散到世界各地,隨著群體規模的擴大和富余空間的減少,不同群體之間的生存競爭逐漸加劇。進入近現代之后,國家間的生存競爭曾經幾度激化導致巨大災難,但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共同挑戰的涌現使得各國的前途和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系起來,逐漸成為某種程度的命運共同體。

  在作為一個種群的誕生之初,人類就具有了生物意義上的命運共同體特征。由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極其落后,這時候人類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在自然挑戰面前站穩腳跟,人類作為一個種群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要在充滿無知的嚴峻環境中生存下來,必須確保足夠的種群數量。規模太小,不僅無法獲得足夠的生存資源,甚至連種群繁衍都無法保障。因此,遠古人群往往以原始共產主義方式組織起來,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結成了原始形態的命運共同體。盡管不同群體之間也存在矛盾,但這些矛盾往往可以通過地理空間的轉移來予以緩解。

  隨著人口規模的增長和剩余空間的縮小,群體之間的矛盾開始上升。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群體組織不斷地擴展,由氏族、部落逐步發展成各種類型的國家,直至今天的民族主權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一歷史進程就是更大規模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而民族主權國家之所以成為有史以來最主要的國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生存競爭,沒有足夠的規模就難以動員足夠的資源贏得戰爭。但隨著規模的擴大,群體內聚力也在不斷下降。相對于各種封建實體和帝國,民族主權國家能夠更好地平衡二者的關系,從而成為當今最主要的國家組織形態。①

  在現代民族主權國家內部,成功的政治進程使得政府壟斷了對絕大部分暴力的合法使用,嚴格限制個人的暴力使用,終結了地方之間的沖突,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經濟和社會秩序,促進國民經濟整合與社會融合。與此同時,確保所有成員生存和發展權利,包括通過轉移支付給予那些缺乏生存資源的成員以必要援助。對境內不同民眾而言,民族國家的塑造也是他們超越血緣和地緣紐帶形成對國家最高效忠和相互認同的過程,從而構建了現實政治環境下最大規模的命運共同體。

  與國內政治進程不同,國際社會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的最高權威。雖然形成了各種國際規范和機制,但缺乏統一有效的強制手段,其約束力有限,因此國際社會長期處于某種程度的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這種無政府狀態與資源的有限性相結合導致了國家間的生存競爭,近代以來民族主權國家的普遍化以及軍事技術的進步,加劇了這種競爭的破壞性,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其突出體現。

  與國家間矛盾上升相伴隨的是人與自然矛盾的加劇。在近代工業革命之前,人與自然的矛盾并不突出,大多是局部性的;此后,對各種自然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和競爭,導致了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及其全球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逐漸成為危及整個人類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挑戰。在某種程度上,人與自然的矛盾是人與人矛盾的體現,因此,解決人與人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任務。

  在傳統現實主義者看來,國家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歷史就是一個戰爭與休戰的周期性循環,甚至就是戰爭和備戰。但這種認識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從統計數據來看,近代以來大國戰爭的時間在縮短。16~17世紀,大國幾乎把95%的時間用在發動戰爭上;18世紀時,大國將71%的時間用在發動戰爭上;到了19世紀,這一數值為29%。②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雖然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不斷,但大國之間的戰爭幾乎沒有。早在200多年前,德國哲學家康德就認為,世界和平是必然會來的;不是由于世界各國人民都有共同的正義感,就是由于威力越來越大的戰爭周期會教育人民,沖突無補于事,世界和平總是會來到的。隨著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現代大國之間一旦發生直接沖突,不僅可能相互毀滅,甚至可能導致全人類的毀滅。有鑒于此,基辛格認為,核武器時代賦予了康德預言以新的意義。他指出:“在一些國家有能力在短短幾小時內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傷亡時,和平就變成了道義上的絕對必需了。任何上臺的人,都不能逃避這個帶根本性的責任。”③

  與此同時,大眾政治的普及使得現代國家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國內社會責任,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民眾對福利的分配欲望決定了政府的合法性。無論是為了贏得國際競爭,還是為了維護國內合法性,各國政府不得不將經濟發展置于優先地位。而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普及,使得每個國家都面臨著生產和市場的矛盾。離開了國際資源和市場,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再生產都將面臨挑戰。一旦某些國家的社會再生產循環發生重大故障,都將引發其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并可能波及其他國家,甚至引發更大范圍的國際沖突。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就是其突出的證明。

  社會化大生產的普及和全球化相互依賴的加深使得各國的前途和命運日益緊密地聯系起來,而相互毀滅的世界大戰、經濟動蕩、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等共同挑戰的不斷涌現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進程,從而使各國逐漸成為某種程度的自在共同體。早在17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展“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有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鎖國的狀態”④,“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發生的事情的影響”⑤,“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⑥。在英國霸權處于頂峰的19世紀末,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從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全球相互依賴所帶來的影響。他總結道:“在哥倫布以后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與封閉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這將仍然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問題。每一種社會力量的爆發,不會在周圍的某個不為人知的空間和野蠻的混亂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遙遠的一邊引起強烈的反響,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經濟有機體中的薄弱成分,將被震得粉碎。”⑦同一時期,列寧提出在帝國主義薄弱鏈條的個別國家首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性,也主要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全球擴張的邏輯矛盾而做出的科學推論,這也從反面證明了全球相互依賴背景下的系統性風險。

  如何維護各方的發展權利又不引發沖突,是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長期目標。人類很早就在探索從整體上解決這一問題,比如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大同社會理想”“和合文化”以及古希臘的“世界公民”“世界城邦”概念。⑧進入近代之后,康德提出了“自由國家聯盟”的構想,即以世界公民法為契約來建立一種介于“世界國家”與“世界邦聯”之間的新“世界政體”。⑨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當代學者也在不斷探索。赫爾德將“世界主義民主”作為構建人類共同體的框架,以“世界民主法”來保障一定的強制性,建立一個介于聯邦制與邦聯制之間的世界主義共同體,從而推動形成“一種從城市、國家到區域、全球網絡的民主社團的政治秩序”⑩。與這一探索相應的是,國際政治逐漸由權力政治向權利政治轉變。盡管戰爭與沖突依然存在,但國家之間的行為日益受到國際輿論、道德、法律和機制的制約,共同意識和全球治理逐步擴展。

  為了生存,不同個體組成各種命運與共的群體,并逐步擴展;同樣,為了生存,不同命運共同體之間相互競爭,導致了頻繁的沖突與巨大的破壞。其背后的關鍵就是能否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集體身份認同。溫特指出,在促使理性自利的行為體從相互否定轉向相互肯定、從極其厭惡他者轉向把他者視為自我延伸的過程中,相互依賴的日漸增加和價值觀的跨國接受發揮了重要作用。(11)

  縱觀人類歷史發展可以看到,隨著前途和命運的日益相連,各國逐漸從零和的生存競爭關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關系,客觀上成為某種“自在”的共同體。但要順應時代趨勢妥善解決各自面臨的生存發展問題,各國就必須真正從主觀上達成對命運與共的強烈共識,并據此調整相互身份認知和關系,直至像一個有機整體那樣的自為的命運共同體。顯然,目前各國的相互認知與合作遠未達到這一程度。

作者簡介

姓名:阮建平 林一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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