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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治學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
2020年02月28日 07:5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朱云漢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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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要在此時此刻特別倡導歷史政治學?現在有一個比較精簡而權威性的提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中國的知識工作者,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迎接這個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

  2019年初,“慕尼黑安全論壇”的主題是“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處于一個肢解的過程,零部件掉了滿地,誰有能力把它拼接出來呢?西方國家面對的困境是極為深刻的,他們過去所自信的每個環節都出問題了:第一,特朗普要拆解戰后多邊機制,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第二,戰后體制的主軸是美國,大西洋聯盟則是一個很重要的壓艙石。但美國和西歐的伙伴關系開始裂解,歐盟本身能否維續也是一個問題。第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遭遇到巨大反彈,反全球化與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激進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在崩解。第四,民主體制本身也出現合法性危機,它沒有解決財政危機、族群融合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分配沖突也幾乎沒有得到解決。

  過去太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是美國式的,沉溺于假定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很成熟穩定的狀態,誤認為只需要研究一些參數性的變化,而不會去思考大的結構轉型等比較根本性的問題。今天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因為它很難預見和理解當前的歷史趨勢,比如全球金融危機到今天還在蔓延,并沒有真正恢復。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負利率時代的經濟體,已經二十多年了,現在整個歐洲幾乎要進入負利率時代,這對一個常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像一個黑洞。美國現在也在往這條路走。這對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困惑,不知道怎么去應對這個問題。西方民主體制從三十年前歷史終結的自信變為現在的不自信,這讓政治學者們非常彷徨,因為在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除了左派的解構以外,沒有什么新的建設性的東西去應對現在深層次的沖突和矛盾。戰后的自由國際秩序也讓自由派經濟學者非常惶恐,他們很難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道路和經驗,特別是過去四十年的道路和經驗,所以也很難真正理解中國如何帶動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興起,以及它接下來可能會帶動世界秩序重塑。

  這些都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識挑戰,需要一個更牢固的科學哲學基礎做支撐,需要一個寬廣的、具有歷史視野的社會科學研究來回應。我對美國政治學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為他們有一種隱而不喻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比如西方中心主義。只有少數人能夠跳脫這個局限,但他們在學術社群里都被邊緣化了。另外,他們過去六七十年所依賴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是“問道于盲”,不是說完全沒有用,而是說它只是工具性知識。如果想解決操作性問題,這種雕蟲小技是有用的。但要想回應歷史劇變時代的結構轉移等問題,它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當然,有反思的政治學者在美國也是有的。耶魯大學的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就對理性選擇學派進行了非常徹底深刻的批判,呼吁重新建立一個實存主義的科學哲學基礎。他非常反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解釋方式,即回到以個人作為基礎單元和解釋起點的社會科學解釋模式。他指出,后實證論的科學哲學理論早就表明,真正能夠正確反映科學家立場的,絕對是非原子論的本體論。在自然世界也一樣,會有更高層次的結構不斷聚現出來,它的屬性和因果作用不能被化約成組成部分,更不能被化約成最小的基本構成。

  經驗主義認識論同樣值得反思。它把科學知識的范疇完全局限在經驗世界,這也是不符合自然科學知識活動的基本知識論的。經驗主義認識論的立場完全不能說明科學家知識活動的最基本的核心主張。另外,過去在邏輯實證論的引導下,往往認為科學就應該追求法則式的解釋,依賴一種所謂的經驗性的規律為解釋起點。但后實證主義哲學理論早就闡明,好的解釋或者有效的解釋都是一種所謂的結構性解釋,回溯到現象后面的結構前提或者它的產生機理,而不是用表面可見的規律去解釋特定事件的發生和循環。

  此外,否證主義也完全是極為天真的,因為它的前提是事實命題與理論命題可以明確區分,事實可以作為獨立支柱來驗證理論的真偽。但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社會科學應該是一種科學知識的建構,但并非機械照搬自然科學的指導原則。在面對社會時,應該做一種有條件的而非全盤的移植;社會研究也不應完全等同于人文學的做法,只做詮釋、解構或者文本。

  如果要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研究,那么,重新建構科學哲學基礎是值得做的一項工作。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和判斷知識建構有無它所要求的嚴謹性。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的解釋往往會引導研究者往個體層次尋找解釋源頭,所有理論都要有個體做基礎,但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為,沒有與生俱來具有社會行動能力的個體,只有社會結構才能賦予它可能性。每個個人都由于隸屬于、參與了一層一層的結構關系,才可能扮演各種角色,才具備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很多社會現象的解釋都應該用整體的回歸作為解釋的源頭,歷史研究也是一樣。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深入的,就像剝洋蔥一樣。而且,要先做好一個非常深刻的個案研究,再去做其他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點。只有這樣,你才會知道很多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找到答案,你會有一個引導性的知識地圖。如果要重建歷史政治學的科學哲學基礎,這會是非常重要的起點。所有的政治學研究或者社會科學研究都應該以縱深研究為基礎。而今天主流的社會科學或者政治學都還是寬泛的,顯著的特點就是大,且通常是某一個時點的橫切面研究。

  雖然歷史政治學這個提法很少,但已經有一些跟它類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徑,比如歷史社會學、歷史結構分析、歷史實證主義,它們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里都有一定的地位,這些都是歷史政治學的先驅和重要基礎,比較值得借鑒。政治學是非常多樣的,在不同時期,它的界定也不一樣。一些批判史學論可以作為指導社會科學或者未來歷史社會學的一種很重要的新的哲學理論和綱領,它與過去很多先驅者(比如馬克思)之間存在一種很清楚的親近關系。他們所做的知識工作完全可以在批判實證論里找到注腳。

  (作者系臺灣“中研院”院士兼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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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云漢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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